乡村婚俗故事里的财富观变迁
万谦
2013年春节，一位在深圳打拼了3年的朋友，在回赣南老家过年期间，在父母的下在老家相亲，并在和女方相处仅3天的情况下快速结婚，目前已育有一子一女。
谈起这段经历，这位此前一直强调“恋爱”的朋友说过“幸运”一词：如果放在现在结婚，可能就结不起了。据他说，他当时结婚，光彩礼钱就花光了他在深圳工作3年的积蓄，但比较起来，如果现在要在老家结婚，首先家里在城里没房，而且没车，这样的条件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对象；哪怕找到合适的对象，当地彩礼标准对比2013年已经翻了个倍，结婚成本明显高了。
在他看来，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如果回赣南农村老家相亲结婚，首先面临的可能是逐年攀升的彩礼。当地彩礼标准这几年涨幅明显：2009年，这位朋友赣南老家所在县下辖某乡镇，男女嫁娶时女方家收彩礼的标准是3万元至5万元；2013年，当地彩礼“市场价”升至10万元；2017年春节期间，开始有女方家开出18万元至20万元嫁女彩礼条件。
对比国内很多有彩礼风俗的地区，这样的彩礼标准无疑给刚开始打拼的年轻人带来了压力，对月薪普遍在3000元至5000元之间的当地年轻人而言，压力更是明显。实际上，农村乡规民约的变化，尤其是男女嫁娶过程中双方对家庭财富要求的变化，折射了当地经济条件以及财富观的变化。
在父辈口中，在十年代甚至更早以前，当地婚俗故事中，男女双方对家庭财富评价标准的变化、“移风易俗”的时间跨度，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解放前，我太爷爷的爸爸挑着从土窑里出炉的陶罐，从赣南一走到广东，在当地把陶罐卖掉换成“袁大头”，然后再用“袁大头”作彩礼，给太爷爷带回了一个媳妇。以当时的成本看，一窑陶罐从准备材料到正式出炉，需要花费全家人小半年的时间。
十年代，赣南部分农村地区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去邻镇相亲，男方一家人往往会带着一块猪肉、一只鸡、一条鱼等一堆食材进女方家，双方家长甚至男女双方可能这时候还是第一次见面，如果男女双方看对眼了、有意进一步接触，女方家人开始鸡宰鱼，处理男方带来的食材，双方再在一起吃饭商谈结婚事宜；如果双方相互没有看上，男方则可能会把食材带回去，继续去下一家相亲。在80年代初，对很多赣南农村家庭来说，猪肉、鸡肉等还是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珍贵食材。
同样在80年代，男方家如果有“大三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意味着家庭富裕，相亲时显得有底气。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来的“大三件”不再稀奇，“大三件”的涵盖范围变成了彩电、冰箱之类。
如果把时间轴推进到现在，“大三件”已经变成了城里的房子、车子以及彩礼等。对于现在彩礼高涨的现象，当地很多人为阻碍男女婚恋、“嫁女如卖女”，“男女嫁娶后，男方会因彩礼而返贫”等。
但深层次来说，造成这种现象原因之一是现阶段这些地区出现了男女比例失衡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受到了此前部分农村地区固有的“重男轻女”观念影响：此前在计划生育的政策背景下，当地部分家庭会千方百计地生小孩，直到生出男孩为止。从这个角度来讲，男女婚嫁中女方彩礼标准的高涨、女孩“身价”的提升，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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