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扬、尚会鹏：《藏族一妻多夫婚俗：一项文化人类学分析
【重要说明】（1）原文载于《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总第81期）。（2）此处注释形式与原刊略有不同。（3）原文中的3幅图极其重要，不看图则无解，请访问看图。
【作者简介】（1）徐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南亚研究。（2）尚会鹏，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南亚及日本研究。
【提要】本文应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提出一个假设：恶劣的自然使得藏族社会中兄弟关系比较亲密，是所谓“优势亲属关系”，因而兄弟倾向于不分家甚至共妻，由此发展出藏族的一妻多夫婚俗。另外，藏族以为中心的“文化传统总取向”使得人们淡化血缘关系，也促使了一妻多夫婚俗的存在。
关于当今世界仅存的一妻多夫制，藏族的一妻多夫婚俗无论从文化影响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最为引人注目，可能是最有研究价值的案例。研究这种濒临的社会现象，具有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上的重要意义，甚至可以通过这种研究来反思人类文明的根本问题。
笔者基本上是采用了文化人类学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方法来分析一妻多夫问题，但具体细节上并不拘于某一派某一家的观点。功能主义将社会看成一个封闭的有机系统，其中每个组成模块的功能都在于整个系统的和发展，如同生物体那样。结构主义最早始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其主要研究方法是通过构建模式来理解社会结构。当用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方法构建一个社会模式时，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结构能够很好地解释文明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但其经济决明显具有片面性，而且在研究原始部落社会时更是碰到了挑战——问题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是否存在所谓“上层建筑”。笔者这里采用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基本方法，来描述社会系统时性的模快、关系，同时又以一种的观点强调历时性，从而构建了一个进化的社会结构模式，如图1所示。
对于任何一种生命，其生物特性及其所处的自然共同决定了其方式。当我们研究某一（比如人类）的方式时，探讨的是什么因素导致该中不同种群方式的不同，因为同一中不同种群的生物特性是基本相同的，所以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可以不考虑其生物特性。这样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最初的、最简单的“社会结构”：自然决定方式。1当进化成为“人类”并发展到原始社会一定阶段后，方式逐渐分化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两个方面。这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可以简单地、二元地界定为：当时当地人类全部活动的两个方面，非此即彼。自然决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二者之间相互作用。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了、艺术、科学、教、哲学等所谓的“上层建筑”。如果将“文化”（包括民俗之类）全部归入上层建筑，似乎不妥。因此，笔者将文化分为两部分：艺术、教、哲学等（高级文化或大文化）归于上层建筑，这是人类社会稍晚的产物；将风俗习惯、伦理等（低级文化或小文化）归于生活方式或“文化基础”，这是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有的。这里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结构中的生产性的部分，即包括生产力在内的生产活动的全部内容；“文化基础”可以定义为社会结构中非生产性的、低层次的部分，主要包括语言、伦理、风俗等。这样，我们就构建了一个文明社会的结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文化基础（生活方式）共同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两个基础有反作用；经济基础与文化基础相互作用。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亲属关系、婚姻习俗（并律制度）应该归于“文化基础”，它由自然、经济基础（生产方式）共同“决定”，同时也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后面的介绍中，笔者就分析了自然因素对藏族一妻多夫婚俗的最终决定作用，以及教因素（上层建筑）对它的促进作用（反作用）。
一般观点认为，“所有亲属和婚姻系统中都有一个明确其禁忌的基本核心”，2这对构建一个社会结构模式常重要的。以主义的表达方式，作为一种“哺乳动物”和“灵长类动物”，人类是最不倾向于多夫制度的之一。从这种观点出发，人类多夫制之特别稀少就不奇怪了。3
关于一妻多夫制的起源，有两种貌似矛盾的观点。恩格斯很早就提出“群婚论”，他指出：“印度－的多夫制，也同样是个例外；关于它起源于群婚这个肯定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4国内大部分学者持与此相同或相似的观点。5根据这种观点，有学者提出假设，及其周边的一妻多夫制、印度南部及斯里兰卡的一妻多夫制，很可能源于古代印度。6但是，有学者在研究了明清时代浙东堕民（贱民）中的一妻多夫现象后，认为“在某种自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适应，一妻多夫制能够产生出来而不依赖于历史的延续。”7
笔者以为上述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两种起源都是有可能的，而对于具体的群体需要具体分析。从逻辑上讲，以下是不争的：（1）多夫多妻制（群婚）允许并且可能产生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现象；（2）一夫多妻制允许并且可能产生一夫一妻现象；（3）一妻多夫制允许并且可能产生一夫一妻现象。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四种婚姻制度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图中的实线箭头表示人类婚姻发展的自然过程，这与人类婚姻史发展的主流相一致：始于原始混乱的性关系（多夫多妻），终于一夫一妻；图中的虚线箭头表示非自然的发展过程，即在特定条件下所发生的特殊变化。由此可见，一妻多夫既可能是原始群婚，也可能是从一夫一妻过来的。由于藏族历史上没有实行过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所以藏族的一妻多夫可能源于：原始群婚使得一妻多夫一直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经济制度）促使一夫一妻部分地成一妻多夫。
世界上现存的一妻多夫制主要集中在两大区域，一个在喜马拉雅地区，主要为藏缅语族诸民族（藏族、门巴人、洛巴人、夏尔巴人等）以及周边受藏文化影响的其他少数民族（比如云南的纳西族等）；另一个在印度南部及斯里兰卡，主要为达罗毗荼人（Dravida），有纳亚尔人（Nayar）、托达人（Toda）、僧伽罗人（Sinhalese）等。另外一个比较集中的区域是北极圈地区，由于人口相对稀少而被研究者所忽视，主要有的爱斯基摩人（Eskimo）、特林吉特人（Tlingit）、阿留申人（Aleut）、卡尼亚格缪特人（Kaniagmiut）以及西伯利亚的楚克奇人（Chukchi）。一妻多夫制界其它地方比如非洲、大洋洲也有分布，但不集中。8
按丈夫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一妻多夫制可分成两大类型：一是型（兄弟型），存在于父系社会，以男方为中心，诸夫之间多为兄弟关系；另一种是纳亚尔型（Nayar），存在于母系社会，以女方为中心，多实行“走婚”，诸夫之间不一定有血缘关系。9现存的一妻多夫制绝大多数为型（兄弟型），而纳亚尔型已随着母系社会的解体的而变得十分罕见了。10
藏族具有一妻多夫的婚姻传统，时至今日，这种婚俗在藏区农村仍占相当比例，个别地区甚至超过了一半。11而且，在藏民族自治的地方，这种婚姻形式至今还得到当地法律的承认。12
在恋爱、婚姻自主的大传统下，藏族也有自己的婚配原则，一是“等级内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门当户对”；另一是“血缘外婚”，这一点甚至比现代的婚姻法都更加严格，即父系同者绝不能结婚，有母系血缘关系者也必须隔若干代才能通婚。藏族婚姻家庭形式中，“招赘”比较普遍，几乎与“娶妻”在比例上平分秋色。
藏族婚姻的配偶制，从历史上总的来说还是以一夫一妻为主，另外一种较多的婚姻形式是一妻多夫，主要以兄弟（兄弟、堂兄弟、表兄弟）共妻为主要形式。藏族民间传统赞扬兄弟共妻现象，认为这样兄弟和睦不分家，可以使财产集中、家庭兴旺。另外还有个别的叔侄共妻、父子共妻、朋友共妻，但这类情况一般会遭到社会非议。
藏族也存在少量的一夫多妻，但这种现象与一般意义上的“富而多娶”不同，却与兄弟共妻类似，多为姐妹共夫。大部分情况是姐妹共赘一婿，这种现象应该与兄弟共妻有着类似的原因；另外也有妹随姊嫁的。除此，也有个别母女共夫，或者一男先后娶多个妻子的现象。至于极个别多夫多妻婚姻，一般是在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婚姻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加入者，而不是一种的婚姻形式。
国外很早就有对一妻多夫这种婚姻现象的零星记载和间接研究。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注意到藏族的一妻多夫婚俗，他推测这可能是原始社会群婚的，但他由于没有进一步研究的多夫婚俗，所以也对此也没有下一个明确的论断。1319世纪末，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1862-1939）于1891年出版的成名之作《人类婚姻史》对学术思想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在该书中介绍和分析了了的一妻多夫制。14
20世纪50年代，有一些学者开始对一妻多夫婚姻中的亲属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1570年代以来研究渐多，开始有人专门从事这个专题的田野调查，并且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论著。如美国人类学家阿吉兹女士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长期在尼泊尔藏区做田野调查和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专著，因此成名；1620世纪80代至90年代初，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南希·列文在尼泊尔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也出版了相关论著；17另外，美国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MelvynC.Goldstein）在研究近代史期间，也曾在泥泊尔山区做过田野调查，对此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18
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以尼泊尔山区的藏语居民作为对象，采用的方法多为社会学调查统计的方法，重在分析这种现象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后果。近年来国外学者也开始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比如研究一妻多夫婚姻的与家庭财产、兄弟（丈夫）人数、子女人数之间的关系，19以及一妻多夫制对人口的影响20等等。关于藏族一妻多夫婚俗的成因，尚无论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大多数学者在涉及这个问题时，主要还是从经济学视角来论证一妻多夫制的合。21
国内有关藏族多夫婚俗的介绍，清代以来的一些地方志、旅行笔记里就有零星记载，比如《志·卫藏通志》中有载：“一家兄弟三四人，只娶一妻共之。”22清代的这些记载只是对当地民俗风情的简单描写，多为走马观花甚至道听途说。20世纪40年代初教科文机构因抗战西迁后，一些学者接触到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产生浓厚兴趣，始有学者对藏族的一妻多夫婚俗专门研究并发表文章。例如，专门研究边疆地区的《边政》中就有相关的专门介绍文章23。但也只是资料收集整理，并没有实地调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族多夫婚俗才逐渐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也陆续发表了一些的介绍文章和论文。特别重要的是，1988年大学、大学分别组织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24，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也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以此为基础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或论著25。近几年来，国内针对藏区婚姻和家庭的田野调查渐多，取得了更多的一手资料，比如四川大学社会学系于2000年7月和2001年8月连续两次组织了对川区的婚姻家庭状况进行实地考察26。总之，近代乃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一妻多夫婚姻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集中于这类婚姻的具体形式，并围绕着婚姻形式的各种构成来开展讨论。27
对于一妻多夫制的研究，笔者赞同“只有从社会、经济、文化的多个层面来研究多偶家庭，才可能系统、深入的理解它，避免单一原因的解释”。28但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来看，主要还是一般性的记录和介绍，或者是社会学、人口学上的调查、统计、分析，尚没有从人类学角度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深刻的分析研究。
关于藏族一妻多夫婚俗的原因，前述藏族民间观点——从家庭经济角度看——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理由并不充分。在欧洲传统的封建社会中，为了家族财产能够完整地传承下去，采用长子继承制，这与藏族兄弟共妻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29汉族民间尽管实行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但同时强调兄弟不分家的好处，并把它作为一种理想及美德来推崇。但这两大文化传统绝不认可兄弟共妻，更不允许以这种方式来达到家庭财产集中的经济目的。还有学者认为一妻多夫婚俗是旧赋税制度的产物，但笔者发现这个说法多来源于清朝汉人文章中的道听途说或猜测，30并无严肃史料证明旧赋税制度与一妻多夫婚俗有关。国外很早就有人开始怀疑藏族民间的说法，南希·列文在研究了尼泊尔西北的藏语民族宁巴人（Nyinba）后发现，当地女婴（女童）的率较男婴（男童）高，由此质疑以戈尔斯坦为代表的“经济原因”说。31
恩格斯的“原始群婚”说有一定道理，但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藏族的原始群婚能“”下来？这个致使原始群婚“”下来的原因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换句话说，一妻多夫婚俗的是起源于群婚或其它历史因素，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婚姻存在的现实原因。不少论文里都提到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与一妻多夫婚俗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已经指出藏族一妻多夫比例的地区差异。事实上，一切社会现象最终都可以从自然中找到原因。但关键问题在于，要采用一个理论和假设体系，从自然到社会现象之间建立一个合理的推论。
文化人类学主要是从文化层面对无文字的简单社会进行研究，后来又发展到研究有文字的复杂社会。对于藏族这个在区域上相对封闭、文化上相对的主体的研究，其实是属于民族性（nationality）的研究范畴。这类研究“通常基于一个假定，即假定童年的经验，或者至少早年的家庭（milyconstellations）与个人人格取向（personalityorientation）的形成有著密切的关系，并和文化模式相符”32。即童年生活经验塑造人格，进而影响文化模式。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教授（FrancisHsu，1909-1999）是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亲属集团（家庭、族）是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社会集团，所以了解一个社会的亲属集团是了解这个社会的基础。许烺光关于亲属关系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许氏假设”，其特点就是从亲属体系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和文化现象。
在介绍这个理论之先，首先要定义几个术语33：（1）关系。核心家庭中有八个最基本的关系：父子、、父女、母女、夫妻、兄弟、姐妹、兄妹（姊弟）。（2）优势关系。没有一个家庭能给予八种基本关系同等优先。在不同类型的核心家庭中，某一种关系（或多一些）会比其余的关系更占优势地位。当一种关系的地位高于其余关系时，它倾向于调整、扩大、降低或甚至排除亲属团体中的其他关系。......将这种关系称为“优势关系”（dominantrelationship）。（3）属性。是指内含于每一个基本关系的逻辑（logical）或典型（typical）的行为模式和态度。（4）优势属性。将优势亲属关系的内含属性称为“优势属性”（dominantattribute）。
关于四种最主要的亲属关系：夫妻、父子、、兄弟，许烺光认为有以下属性34：（1）夫妻关系——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独占性（exclusiveness）、性欲取向（uality）、自愿性（volition）。（2）父子关系——连续性（continuity）35、包容性（inclusiveness）、权威性（authority）、非性欲取向（auality）。（3）关系——不连续性、包容性、依赖性（dependence）、扩散性（diffuseness）、原欲性（libidinality）。（4）兄弟关系——不连续性36、包容性、平等性（equality）、竞争性（rivalry）。
许烺光的理论认为：“在一个亲属体系中，优势关系的优势属性倾向于决定在此体系中，个人对体系内与体系外其他关系所发展出来的属性和行动模式”。37
对许氏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38：（1）亲属关系中必有一优势关系；（2）优势关系必有优势属性；（3）优势关系的优势属性决定个体的态度、行为模式；（4）从优势关系发展出非优势关系；（5）优势关系的优势属性影响亲属以外的关系。39
许烺光应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中国、印度、美国三种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他提出假设，中国社会（汉族）、印度教社会、美国社会的优势亲属关系分别是父子、、夫妻，而这三种优势亲属关系的优势属性分别决定了中、印、美三种社会文化各自的特色40。
许氏理论在心理学上是比较可信，但在应用到具体社会时，就会产生较大争议，其“有用性”就比较弱了。41许氏理论的应用困境在于，同一社会中优势亲属关系难以确定或“假设”。42笔者以为，解决许氏理论应用困境一个方法，就是为该理论加一个前提，即在与其他社会的横向比较中得出优势亲属关系，并且放弃优势亲属关系“唯一性”的提法。在应用许氏理论提出假设时，可以这样表达：“与其他社会相比较而言，某个社会的某种亲属关系相对优势。”比如可以说，与其他社会相比较而言，美国社会的夫妻关系相对优势；与印度教社会、美国社会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中的父子关系相对优势。
笔者从许氏理论得到，试图从亲属体系的角度来研究一妻多夫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许烺光分析指出，夫妻关系优势倾向于一夫一妻制，父子关系优势倾向于一夫多妻制，关系优势倾向于各种形式的多配偶制。据许烺光统计，世界上19个一妻多夫社会有15是在印度及周边地区，这与印度教社会中关系占优势有直接关系。43但在查阅了有关资料后我们却发现，印度及周边地区的一妻多夫社会主要是喜马拉雅地区的藏缅语系诸民族及其他部族、印度南部的某些部族、斯里兰卡的僧迦罗人，而印度教社会本身并无一妻多夫的婚姻传统。44再加之前述关系难以被假设为优势亲属关系，所以，从关系到一妻多夫之间难以建立可信的逻辑联系。
我们可以这样逆向思维：藏族的一妻多夫现象大多是兄弟共妻，而兄弟共妻的前提条件是兄弟不分家。兄弟不分家并且共妻说明了什么？显然是兄弟关系密切。其他民族的兄弟关系也密切，但藏族的兄弟关系更密切，相比较而言是“优势亲属关系”。据此，我们可以提出藏族一妻多夫婚俗一个强有力的假设：兄弟关系相对优势。当然，也可以提出许多其他因素，但毕竟都是次要原因。
在提出藏族“兄弟关系相对优势”这个假设时，我们还要找到一些依据来支持这个假设。如前所述，一些学者指出了藏族多夫婚俗的因素。调查表明，一妻多夫制在半农半牧地区的比例最高，而且一定程度上随着牧业比例的增加而增加45。在人口稀少的牧区，一般不易形口集中的村落组织——每户基本上是经营一片牧场并独自居住。在条件极其恶劣的高寒牧区，人均寿命较短。在较多情况下，父亲或父母双方去世时，（兄弟姊妹）年龄较小、尚未成婚，这就使得在较长的时期里必须相依为命，之间的关系相对于其他社会而言比较重要与突出。其中的兄妹（姊弟）关系由于各自成婚后一般分开生活，重要性有所降低。姊妹关系类似兄弟关系，其重要性也可以导致姊妹共夫现象，但在一个父权社会中还是不及兄弟关系重要。由于藏族的一妻多夫婚俗多为兄弟共妻形式，其他形式只是受兄弟共妻影响而出现的变体，所以我们只要研究“有兄弟家庭的兄弟共妻”现象，即可揭开藏族一妻多夫婚俗的谜底。
笔者从因素这个唯物主义终极原因出发，提出一个假设：与其他民族相比而言，藏族社会的“兄弟关系是优势亲属关系”；并根据许烺光的理论，再加上因素、教因素的侧面影响，采用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方法构建了一个社会局部结构，用以说明藏族多夫婚俗的成因，如图3所示。
参考许烺光的观点，笔者将兄弟关系的属性概括为：（1）不连续性，即没有世代传承关系；（2）亲密性，每种亲属关系都具有，但程度不同；（3）竞争性与合作性，矛盾的两个方面，由其他因素决定两方面平衡或其一占主导地位；（4）权威性与平等性，矛盾的两个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长兄对幼弟的权威性逐渐弱化，兄弟间的平等性逐渐强化。恶劣的自然，使得兄弟们必须相互帮助才能下去，这就弱化了兄弟关系的竞争性，强化了兄弟关系的合作性和亲密性。由此可见，不连续性、亲密性、合作性、平等性是藏族社会中兄弟关系的“优势属性”，而前三者与兄弟共妻现象有关。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兄弟共妻现象。兄弟共妻的一个直接前提是兄弟不分家，而藏族兄弟关系中的占优势的亲密性、合作性正好使得兄弟心理上不愿意分家；而且在实际中，兄弟不分家又使得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利用率得以提高（比如兄弟们可以共用一顶帐篷、一口锅或某一种工具）。对于兄长而言，这样可以确保他所控制的家庭财产不被分割；对于年轻的兄弟而言，这样可以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所以兄弟不经济上对长幼双方都有好处。46
兄弟共妻还必须具备一个文化传统上的条件，即不重血缘传承，也就是说对自己孩子的父系血统、甚至与自己的血缘关系不太在意——这似乎不符合人类社会甚至生物界中的普遍规律。这个现象一方面与藏族社会中兄弟关系的占优势的不连续性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藏族的“文化传统总取向”(generalorientationsofculturaltraditions)，即“文化传统特定的内涵和某种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文化传统总取向是“一种传统和社会的‘核心’，它为人们提供了‘思维倾向’，使我们判断和估价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使某一社会的人在行为上具有某种一致性。”47笔者以为，在一个社会结构模式中，“文化传统总取向”是生活方式千百年来历史凝聚的结果，是文化基础的核心；它同时可能受到教（上层建筑）的强烈影响（反作用）。中国、印度、美国社会的文化传统总取向分别是“中心”、“中心”、“个人中心”。48以“”为生活中心的中国人（汉族）特别重视血缘关系，尤其是父系传承；而以“”为生活中心的印度则轻“”乃至血缘关系、父系传承——一妻多夫现象大部分存在于印度文化圈地区。
藏族也是以“中心”为“文化传统总取向”，它是在教因素——佛教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自从藏族接纳了佛教的理论，就不再注重祖观念及由此而来的家族法统传承”49。佛教在藏文化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虔诚佛教的藏族将教作为人生的目的，即以为生活的中心；另外，佛教的理论认为亲人是由于而在生活在一起的——因缘而聚、缘尽则散——父母与子女也是如此，除了的现实意义，并无世代传承意义。所以，藏族很少有族谱之类的记录血统和世系的文件，很少有关于父系嫡传的实质性论述……几乎找不到体现父系制度社会行为的事例。50
兄弟共妻另一个生物学意义上条件，即夫妻关系的“独占性”比较弱。一个原因是，藏族兄弟关系中占优势的“亲密性”弱化了夫妻关系中的“独占性”，使得兄弟比较愿意共享而不是独占性伴侣。另外，恶劣的自然使得人的问题比较突出，生殖问题弱化，所以夫妻关系中的“性欲取向”比较弱，这样，较少的性生活也淡化了夫妻关系的“独占性”倾向。
在研究各个来源的社会调查数据时，我们会发现针对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不同来源的数据竟然差别很大。比如，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调查，“藏北那曲地区的一夫一妻制所占比例最大（约占90%）”51但这个统计数据与其它大多数的统计数据、研究结论正好相反，显然不可信。藏族地区婚姻调查统计数据彼此矛盾的可能原因是：（1）当时藏族地区没有实行婚姻登记，不少事实婚姻关系本身就比较“暧昧”而不易确定；52（2）人口分散，调查困难；（3）调查方法不科学。所以笔者对早期的零星调查资料持怀疑态度，而更加相信较晚的、规模较大的调查统计。
首先，我们来进行藏族内部的比较，即研究一下不同地区的藏人、不同社会阶层藏人一妻多夫比例的不同。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农业地区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要婚姻形式，在藏北牧区，一妻多夫制比例要高一些。今天在藏北地区仍然可以看到一妻多夫婚姻的存在。”53“牧区的一妻多夫婚姻比例高于农区。婚姻形式的地区差异反映了在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地区差异。”54另外，根据国外研究，在尼泊尔高山地区的藏语居民（例如夏尔巴等土著居民、藏人）也有较多的一妻多夫现象。这就说明了，自然条件恶劣的高寒牧区比自然条件较好的河谷农区更倾向于一妻多夫婚姻。另外，我们还发现贫苦的社会下层比生活优越社会上层更倾向于一妻多夫婚姻，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调查，在康区“这种公开的多夫制在上层土司中是没有的”55。藏族一妻多夫比例的地区差异、阶层差异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本文前述“因素→兄弟优势→一妻多夫”的假设。
前面已经指出，北极圈地区也是一个一妻多夫比较集中的区域，爱斯基摩人（Eskimo）、特林吉特人（Tlingit）、阿留申人（Aleut）、卡尼亚格缪特人（Kaniagmiut）以及西伯利亚的楚克奇人（Chukchi）都有兄弟共妻的婚姻传统56。这可能也是由于他们生活在恶劣的自然中，由此导致兄弟关系成为相对优势的亲属关系。与此相对应的是，受藏文化影响极深、同信藏传佛教的蒙古族却没有一妻多夫的婚姻传统。所以，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看，至少对于包括藏族在内的一部分民族，“兄弟关系相对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妻多夫婚俗的原因，而“文化传统总取向”只是干扰项：促使或一妻多夫现象的出现。
世界各民族的婚姻文化传统是极其复杂多样的，其他一些原因也能导致一妻多夫婚俗。比如印度南部的某些部族57、斯里兰卡的僧迦罗人也还存在少量的一妻多夫现象，这可能与群婚、母系社会有关，或者与特定历史时期男性相对过剩有关。当然，一妻多夫作为一种个别的社会现象在所有社会中都有可能出现，但并不是一种文化传统。58
除了成因，一妻多夫另一个有趣的研究内容是这种现象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后果，即对藏族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国外在这方面已有一定的研究，比如认为一妻多夫造成大量妇女单身并导致人口减少。59另外，还有人从经济角度来研究一妻多夫的社会后果，研究者对一个尼泊尔原生（非）的藏人村落进行了田野调查。这项调查表明，当地四分之一的妇女从未结婚；如果完全废除一妻多夫，未婚妇女将会由24%降至15%。调查者认为，藏族社会大量妇女单身不能仅仅用一妻多夫来解释，还有其他社会原因60。
根据1988年大学的调查，全区一夫一妻占婚姻数占85.0%，一夫多妻占婚姻数的1.7%，一妻多夫占婚姻数的13.3%，其它类型婚姻为０。61粗略地估算，一妻多夫以一妻二夫算，按照这个比例，该地区至少有10%的婚龄女性单身，由于男子出家要比女性多得多，62所以这个单身比例实际上会更高。而在旧历史上，由于更大比例的一妻多夫、更大比例的男子出家，所以应该有大量的婚龄妇女单身。但奇怪的是，如此高比例的单身妇女在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事实，在人口调查和相关研究文章中竟没有论及——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几乎空白。
显然，一妻多夫并不是藏族妇女社会地位较高的标志，相反会造成诸如大量单身母亲、人口减少等社会问题。对藏族一妻多夫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后果的研究似乎更有意义，笔者期待国内学者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1当然，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果采用二元论就必然要引入另一个决定因素：自然之否定——，这里的“”因素涉嫌所谓“主义”，会因各界观的不同而引起毫无结果的争论，故这里暂不予以讨论，而仅考虑自然因素。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页。
6坚赞才旦、许韶明：《论青藏高原和南亚一妻多夫制的起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7林琼：《中国古文献中若干“一妻多夫”制记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121981年4月18日自治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自治区施行中华人民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第二条：“废除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封建婚姻，对实行本条例之前形成的上述婚姻关系，凡不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者，准予维持。”
1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24王大奔、陈华、索朗仁青：《藏族妇女的婚姻与生育》，张天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1993年。
26、陈昌文《现实与制度的冲突——川区婚姻家庭调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第12期。
30仁真洛色：《试论康区藏族中的一妻多夫》，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七辑，民族出版社，1984年。
33许烺光：《亲属、社会与文化》，许烺光著《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台北南局，2002年，第269--270页。
35许烺光对“连续性”（continuity）的定义为“形成一个连续序列，或与他人连接的状况，或者想要这样做的态度。”参见同上，第272页。
36许烺光对“不连续”（discontinuity）的定义为“无法形成一个序列，或无法与他人联结的状况，或者不愿这样做的态度。”参见同上，第272页。
40许烺光：《亲属、社会与文化》，许烺光著《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台北南局，2002年，第292页。
41许烺光关于中、印、美优势亲属关系的假设是比较有争议的。美国社会中的夫妻关系是优势亲属关系，这个观点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但是，认为中国社会中父子关系是优势亲属关系就有些牵强。比如，孔子、孟子、岳飞等中国历史文化主要代表人物，却是幼年丧父，在母亲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民间“某某教子”的故事更多是讲母亲对儿子的教育。另外，许氏以印度教社会中母亲与孩子接触较多从而得出关系占优势就更加牵强了。首先，任何一个社会中几乎都是母亲照顾孩子、接触孩子较多；而且，即使我们承认印度教社会母亲与孩子接触较多，但、母女关系是对应的，同样也应该得出母女关系是优势亲属关系的结论，但许氏关于母女关系对印度教社会的影响却避而不论。
42同一社会中优势亲属关系难以确定，这表现在：（1）同一社会中，不同亲属关系不太具有可比性；（2）不同家庭、不同个人具有不同的优势亲属关系，由此很难归纳出整个社会的优势亲属关系；（3）某一社会的优势亲属关系不具唯一性，大多数情况是某几种亲属关系都占优势。
43许烺光在其《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第四部分“亲属、社会与文化”一文中转述了他本人以前发表的观点。
44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有主人公般度族五兄弟共娶一妻的故事情节，但从这个久远的时代背景来看，这里的一妻多夫似乎更象原始社会群婚的，而这种婚俗并没有在后来的印度教社会中流传下来。
48许烺光在其代表作《族?种性?俱乐部》一书中提出“心理文化取向”（pycho-culturalorientations）的概念，并假设中国、印度、美国三个社会的心理文化取向分别是“情景中心”、“中心”、“个人中心”。尚会鹏在分析研究了许烺光的有关理论后，提出了“文化传统总取向”(generalorientationsofculturaltraditions)的概念，他并且认为“相对于印度的‘中心’，将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假设定为‘中心’更为合适。将这里的‘’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妥。”（参见同上，第16--17页）
52藏族历史上没有婚姻登记制度，即使现在人们的婚姻登记比例也不高，根据1988年的社会调查，大约有50%的婚姻没有进行登记。参见同上，第330页。
55仁真洛色：《试论康区藏族中的一妻多夫》，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七辑，民族出版社，1984年。
58比如汉族中也有兄弟穷到不得不合娶一房媳妇的事例，但这仅仅是当事人而为之事，更不能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
621990年对青海省藏族的人口调查：男性未婚人口中，教职业者平均所占比例达17.2％，而女性未婚者中教职业者平均所占比例只是0.8％（参见南文渊：《青海省藏族人口的婚姻现状》，《研究》1993年第3期）。可见，藏族出家人中男性要远远多于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