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铁:改变了中国社会传统婚俗【2】
民间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相间十里,习尚不同”的说法。囿于古代交通条件所限,各区域间的婚俗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伴随着近代铁交通的延伸,不同区域间的藩篱被打破,带来了文化的更替与勃兴,尤在清末民初之际,婚俗涌入华夏,铁沿线各大城市“欧风渐广、西俗愈盛”。
中国传统的婚俗仪式繁琐,程序严谨,尤为强调族与家世是否匹配,乃是“轻过程、重结果”的婚俗。社会的婚俗则看重情感培养,在程式上删繁就简,强调“度蜜月、恋爱”等潮流,与中式传统婚俗迥异有别。初年,一批新式知识以“启迪新思想、文明生活”为旨,大力旧俗,其重要的变革就在于改变传统婚俗中的繁文缛节,强调婚姻,文明婚姻渐为人们所接受。
文明婚姻并非是完全西化的婚姻,而是新旧仪式掺用的婚姻,它抛开了旧式婚俗中的三跪九叩之礼,摒弃了以秤掀盖的喻意仪式,在院内假作礼堂,由傧相引导,新婚夫妇行相见礼,转面向宾客叩谢,再与翁婆相认,只需鞠躬数次,仪式便已终结。铁岭县本是偏居一隅、信息闭塞的小县,后因南满铁在此穿过,以致当地商埠日盛,沿街店面鳞次栉比,人口众多,新式生活方式遂一并传入。初年,铁岭的婚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倘若有婚配之家,延聘担任证婚人,设礼幕于堂中,并次第按照证婚人、介绍人、男女主持人及男女来宾座次排序。证婚人展读证婚书,为新人交换饰物,新郎及新娘行相见礼,随后盖章,证婚人等依次盖章。礼仪罢后,由乐队作乐,鸣唱婚庆歌曲,仪式遂告毕。当然,这样的新式婚礼一般只在较为的缙绅之家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礼俗也渐为寻家所接纳,以致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婚礼也渐趋类同。
山西大同的传统婚俗极具三晋特色,婚俗仪式繁琐复杂。1914年,北平(今市)至绥远(今)的平绥铁修竣通车,其中大同县至口泉镇一段铁长达34里,贯穿大同境内。大同婚俗遂为之一变:“(删)旧习之繁重,行文明之结婚。”包头地区位于阴山余脉,原是以畜牧业为主的集镇。1923年1月,平绥铁延展至包头,使得包头一跃成为西北地区著名的皮毛集散地和水旱码头,此后极具蒙古韵味的婚俗逐渐被新式婚俗所取代。据地方志载,倘若男女二人商洽同意,即可订立婚约。随着铁向少数民族地区延伸,不同民族间的杂婚现象陡增。尤其是在西北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在新式婚俗浪潮的冲击下,传统民族婚俗悄然变革。满族是散居在我国东北地区、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依循满族旧俗,迎亲礼多在傍晚举行,新郎的平辈亲朋有夜晚闹洞房的习俗,他们与新郎、新娘一道吃、耍,直至深夜才离去。20世纪30年代,缘于铁交通运输的发展,满族渐改旧习,婚庆典礼由夜晚改为中午,迎亲的红布轿子改成玻璃亮花轿,娶从由女性换成男性,新郎不再等婚,而是由大班鼓匠引,由一位伴郎陪同,亲自上门迎娶。
城市中的青年男女尤以“新式文明婚俗”为荣,酷爱旅行结婚或乘坐火车度蜜月。中国最早也最有名气的“婚礼铁”是献给清同治夫妇的。1873年,年仅16岁的载淳与蒙古正蓝旗阿鲁特氏婚配,是为孝哲毅皇后。为了庆祝皇家婚礼盛典,一家名为兰逊-瑞碧的公司在英国商会的支持下,决定以庆贺皇上大婚为由,馈赠一条“婚礼铁”当作礼品,这一提议被守旧皇族婉拒。后,“婚礼铁”作为时髦的象征,成为青年男女热衷的蜜月旅行交通工具。当时,京沪(南京至上海)铁公司瞄准了这一市场,为凸显“人情味和生意经”,效仿推广“蜜月旅行”服务。公司专辟数节车厢,将车厢装饰成花的海洋,为新婚夫妇营造出浪漫的氛围,并配备专门服务生进行服务。此项目一经推广,城市新婚男女便趋之若鹜。当然,其高昂的价格也非普通人所能承担,仅限于富贾贵胄。
近代以来,传教活动在华日炽,以往限于交通所阻,传教士的活动区域多为大城市或中心城市。随着铁交通的日趋便利,传教士的足迹遍及穷乡僻野,诸多皈依教的青年男女在结婚时,更愿意择取作为举行婚礼仪式的场所,并延聘或神父主持婚礼。婚礼仪式甚为简约,与婚礼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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