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研究室原主任谈《年谱》的四方面价值
我想从四个方面。可以介绍很多，但是这四个方面是《年谱》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说的四个方面，《年谱（1949-1976）》很有价值，研究我们27年中国的历史，我觉得恐怕这本书是绕不开的。
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做客人民网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作者：张湘忆，原题为：逄先知：当今研究《年谱》有四个方面价值
为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年谱（19491976）》，由文献出版社出版，22日起在全国发行。全书共6卷，近300万字。
24日，人民网党史频道邀请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冯蕙、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原主任熊华源做客人民网，以“《年谱（19491976）》的编辑特点和出版意义”为主题，与广大网友交流。
逄先知说，如今研究《年谱（19491976）》有四个方面的价值。
第一个就是关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问题。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的问题在《年谱》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1956年社会主义完成以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怎么搞？咱们没经验，毛也不满意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特别是苏联经验，因为苏联经验并不是完全成功的经验，也有它失误的地方。新中国要走出自己的一条道，社会主义建设要创造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我也赞成这个观点，最早的奠基者应该是，开辟新的子，就是不同于苏联的一种道。所以从1956年开始探索，因为社会主义之后就是搞建设，但是在这之前并不是搞建设的，之前，从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又搞高了，但是真正要把重要的精力来搞建设，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摆到毛面前，摆到全党面前，这十年的时间，领导全党进行一种艰苦的探索、辛苦的探索，既没经验，又不能搬外国的，所以这个探索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开始，论十大关系今天看来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小平同志对它评价很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十大关系也就是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要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道。这十个关系的处理，今天来说还有现实意义。所以，应该说，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的时候，开头是很好的。1956年开头。这中间在探索过程中就有很多曲折了。后来出现反，又提出的问题，还有中东苏关系的问题，国际国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以后，的思想也是变化的。当时我们全党思想也有些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当时反扩大化以后，这时候对比较重视了，但是还没有很快地影响建设工作。所以，到1958年提出，我们的中心工作就是技术，所谓技术就是搞经济建设，1958年1月就提出要把我们党的中心工作转到技术，也就是按照八大提出的方针，就是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然后由于急于求成，违反客观规律，受了挫折。本来，的主观动机就是要尽快地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他的目的就是要很快的，但是急于求成，出现很多高指标。这样就受到一些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