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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会宁作家孙志诚的“犟劲”（图
与今天日新月异的书写与阅读方式比起来，会宁作家孙志诚属于非常老派的作家了。他的长篇小说《乡谬》从2004年草稿到2014年终稿，其间修改六七次，洋洋近38万字，完全是手书完成，再由其女儿“一点一点抠进键盘的”，足见其虔诚。
根据小说后记，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有感于人进城后带来的身份困惑，试图写出这类“新型人类”的处境。但他的这一自觉，因为长期关注和热爱乡村而形成的乡土经验及写作惯性，“仍然滑入了”。
单从目录安排及篇目命名可以看出，孙志诚尊奉着“章回体”的传统小说径，设置了上、中、下卷这样的宏大体量，而且基本遵循“凤头、猪肚、豹尾”的三段论划分标准。整个小说铺排得很开，以一个叫做“乱庄”的村庄作为小说现场，以麻、葛两家的情感纠葛、利益缠斗等家族关系作为主要线索，林林总总，构成了小说的主体。
可以看出，因为扎根乡村土壤的阅历，作者对乡土社会中的日常语言、礼俗约定、处世逻辑掌握熟悉，使小说的人物塑形、对话格外有味，这是作为老派作家的强项。小说切口很小，以一起校园琐事的处理结果开头，带出了其时还是学生的葛娟、麦万根，校长麻俊方及周围与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一众小说人物。随着人物的成长，就像一个现实中的人离开校园进入各自的社会角色那样，小说中的人物也进入各自的角色设置，婚嫁生养、发财、爱恨歌哭。从情节中出来回身来看，作者关于城乡的思考其实都或隐或显地融入了小说。这些思考对象有基层治理、妇女地位等，尤其是在小说最后，曾经的泼皮“壮口”对葛娟身体上的疗救，实际上是作者对乱庄之“乱”或乡村之“谬”开出的一剂救赎的药方。
在孙志诚的故乡会宁方言中，将一个人不服输的行为称作“打犟劲”。《乡谬》这部小说确实是他有意识地对自己之前“小说就是编故事”这一成见进行纠偏的真诚实践，开始尝试在思想、层面拓展的有力，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个老派作家不服“老”的犟劲。
孙志诚：我是1972年文学创作道的。当时觉得自己念了十几年书没了用场，是白葬了父母的馍馍疙瘩，若能写几篇文章，便是找到了“用武之地”。所以，没怎么多想就写了起来，也没有考虑将来会有什么结果——那时的人整个儿比较单纯，说干啥就干，对前途和自身利益考虑比较少。当然并不是一点也没有。我当时想，要是哪一天稿费恢复(当时没有稿费)了，我可以挣几个钱灌煤油，晚上看书写作有就足矣！
我在学校时在数学方面堪称尖子——现在人叫学霸，而对语文课我非常厌恶，也不读课外书籍，因而作文只是个中等水平。因为文学基础差，天赋也平淡得如打麦场一样。这种状况，创作起来困难就比较多，所以能发表出来，就觉得常幸运了。可发表了几篇之后，自然就得寸进尺了，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把基础功练到一定的程度，能写一个中篇出来，写一部让我的后代子孙能够当做长鸣的警钟的小说，也算这一生没虚掷光阴。
孙志诚：这部小说的初稿是1980年写的。那时我虽已奔四十了，但还是个初学写作者。但这个小长篇小说是我和我的家庭真实生活的反映，我曾经以“用虚假的故事来陈述真实的生活”来概括我对这部作品的创作体会。也许正因实，才与那个时代和我年纪相仿的人产生了共鸣。当时有好多人看了这部作品后找我交流读后感，说我在小说里说出了他们想说而说不出的话。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是一种鞭策。这种情形促使我跳出了我创作的初始阶段。我不再把创作的着眼点仅仅放在“发表”这一单纯的目标上，而是开始考虑在作品中如何体现群众的。
孙志诚：我创作道，完全是命运的。当然，我也不是一点优势没有，我比较擅长于讲故事。《浑浊的祖厉河》就可以当故事来读，这故事曾打动过不少人。也正因为这样我曾经把写小说就误认为是编故事。《浑浊的祖厉河》出版之后，经我的文学老师们多次点拨，我才渐渐认识到写小说要编故事，但仅仅编一个好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好的小说。此后，我把着重于编故事转换成了着重于刻画人物上。
记者：当你的创作更贴近人的时候，有着怎样的创作体会？你的近作《乡谬》是不是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孙志诚：说到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抽象的概念。人是具有社会性的高级动物。每一个人似乎都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载体。有位作家说，人的一个感觉压缩着人类几千年来的经验，也许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就像鲁迅笔下的人物，无论阿Q、孔乙己，还是闰土、祥林嫂，这些人物身上都承袭着中国几千年来的沉疴和重负。因而要写出真正的“人”，等于给自己设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
我写《乡谬》时，只顾表达自己心中积攒过多的情感和思想，并没有想着要传达给读者什么，不过当这部小说社会时，有一些读者中的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比如：有为其中某个人物的命运扼腕叹息的，有因悲悯而掉泪的，甚至还有气得晚上睡不着觉在地上转来转去的。这说明我在把丰富而复杂的生活转换成艺术时，给读者造成了心理共鸣。有此，我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记者：如果一个作家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创作领地的话，那么你的创作领地是不是可以说就是陇中这片曾经的苦瘠之地，或者再往小里说，干脆就是会宁。对于写作者与其出生、成长以及生活的地域之间的关系，你又有怎样的看法？
孙志诚：我一直在本乡本土生活，我熟悉的人物和语言也都在这里。我曾把自己比做家乡干山枯岭上的一棵老杏树，虽没有丰硕累累的果实，但却耐寒耐旱，每年总要开一次花结一次果。我觉得把本乡本土最熟悉的素材转换为艺术是一个作家的。美国作家福克纳就写他家乡“邮票”大的一块地方，却成了世界级的小说家。一个地方再小，它是祖国整体版图上的所属部分，就像无论从人体的任何一个所抽出的血都能查验出整个身体的健康状况一样。因而，一个作家所取材的范围尽管可以很小很小，但只要写生动，写深刻，同样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记者：你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在勤奋创作的同时，还不忘和会宁当地的爱心人士一起，跋山涉水、走村串户，积极参与访贫问苦、扶弱助残的爱心公益活动。在此期间，你收获了什么？接地气的创作风格？还是下一部作品的创作素材？或者其他？
孙志诚：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参加这样的活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既促进公益爱心活动，又获得了创作素材。《乡谬》完成之后，我还准备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的，但究竟要写什么还在酝酿之中。目前我一方面读点书，一方面修改一些先前写成半拉子的旧作，调整一下思再说。
孙志诚，甘肃会宁人。大专学历。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野》、长篇小说《浑浊的祖厉河》和长篇报告文学《景泰川：难忘的岁月》等。曾获敦煌文艺三等、中国人口文化报告文学二等、“五个一工程”、《》十年(1996-2005)文学，并被文联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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