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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婚礼究竟需要多少钱？经济学家对于特殊日子的定义
一年一度的情人节刚刚过去，男生们必定一早就买好了礼物，订好了大束玫瑰花，还预定了知名餐厅的烛光晚餐。这浪漫的一切都价格不菲，还可能掏出求婚戒指。谈恋爱是需要花钱，花时间，花心思的，如果此时求婚成功是不是意味着就能过上实惠安稳的日子？
作为资深“追剧狗”的小编，近期追韩剧《第一次》，还意外发现了编剧掉书袋的错处哎！（已在上图手动改了^_^）。
贝克尔的另一本书《偏好的经济分析》，里面提到“爱在婚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这可能通过家庭背景以及其他个人和社会特征，增加了正向性格组合的程度”。
“匆忙结婚是要吃后悔药的”是一句古老的先哲名训，这句话的含义是，即使是最深切、最充满的爱情常常也并不长久。随着思想的日渐成熟，通过与爱人共同生活所加深的了解，以及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夫妻摩擦，常常把对配偶的爱转变为对配偶的冷漠、厌恶、轻蔑以及其他令人难受的情感。
尽管深深地沉醉在爱河之中，然而有远见的个体还是自己认识到，他们现在所沉醉于其中的爱情可能并不会长久。一般说来，当配偶的爱如明媚的阳光般四射的时候，对昂贵的礼物、嫁妆以及其他礼物的需求都会大大上升。当夫妻间的爱消逝并且双方寻求离婚或者分居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的时候，婚前所订立的关于财产分配、抚养孩子以及其他义务分担的协定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离婚，那么有远见的个体将会推迟结婚的时间，直到他们相信他们的爱情能住生活的沧桑变迁而延续下去的时候才会结婚。与此同时，在选择伴侣的过程中，他们也不会太看重变幻无常的爱情，而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具有持久性的特征的选择上。另外，当配偶们不能够轻易离婚时，他们更有可能去试图培养和维系他们之间的爱，因为他们必须继续对方。当配偶间的爱转变为一种痛苦和时，彼此在一起生活就会像般。爱是可以“培养和维系”的，因为爱的发展和减少过程并不是外生的，而是取决于人们为维系爱所耗费的努力。
显然，当离婚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时，培养和维系爱的动力是相当弱的，因为失去爱情的个体可以寻求更满意的第二次婚姻。尽管离婚的个体都，他们不再爱自己从前的配偶，然而可轻易地与配偶离婚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不试图维系他们之间的爱。
在学业以及其他活动中，父母离异的孩子的表现要比家庭完整的孩子的表现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是离婚引起孩子的表现变差。因为父母通常只有在不断地争吵以及产生其他紧张的家庭关系后才会离婚。接触这些紧张的气氛给孩子造成的危害要甚于离婚本身所造成的危害。
但是爱本身的内生性表明，即使争吵和其他紧张气氛对孩子所造成的危害甚于离婚本身，然而如果离婚的障碍增加的话，孩子仍可能会得到好处。当父母可随时离婚时，他们趋向于更多地进行争吵，因为他们将更少地为维系他们之间的爱以及和谐的家庭气氛而进行投资。与随时可以离婚的父母亲相比，那些彼此“依附”的父母会更努力地维系他们之间的爱，或者至少和睦相处。当父母亲受到诱使，从而为维系真诚的甚至温暖的关系而进行投资的时候，孩子就可以在一个更好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大多数人都懂得谨慎消费，所以，要找出能够节省的浪费性支出其实很难。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们的消费模式实际上仍然导致了巨大浪费，每年可达到数万亿美元。这些浪费不是因为我们花钱不够谨慎，而是因为我们的个人消费激励往往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想象一场体育赛事，所有球迷都站起来并不会比所有人都舒适地坐在椅子上的视野更好。所有人追逐自己的利益将导致消费效果在整体上被相互抵消。
比如，父母需要为女儿的婚礼花多少钱？他们希望客人记住这个特别的日子，但“特别”是一个相对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用汉堡包来做婚宴。但是，餐饮和花卉的花费到底多少才算合理？
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标准也会有所不同。1980年，一场普通的美国婚礼费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为11000美元，即使在今天，对世界大多数地区而言，这仍是一大笔钱。但到了2014年，这一数字已升至3万美元，今天在曼哈顿，婚礼平均费用已高达76000多美元。
为什么花费增加了这么多？简单来说，是因为“特别”的标准被急剧抬高了。我会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但请注意，更昂贵的婚礼并没有让今天结婚的夫妻更幸福，反倒是婚礼的支出有所增加可能使离婚更容易了。如果在全社会范围内，婚礼花费少一些并不影响来宾的快乐程度，就说明这种增加的支出纯粹是浪费。
更重要的是，简单而非侵入性的政策措施，可以减少今天以类似方式被浪费的资源量，而这些被浪费的资源用来解决最严峻的和经济难题都绰绰有余。我们可以进行培养人才所需的教育投资，解决基础设施的年久失修问题，扩大医保覆盖面，改善气候变化，进一步减少贫困，同时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痛苦。
如果这种说法让你感到牵强，那当你看到它其实仅仅基于5个简单且毫无争议的前提时，会感到更惊讶。
如果你怀疑这是个陷阱，可能会说它们的长度是相等的，事实上确实是。但是，如果你真的认为它们“看起来”是一样长的话，就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大脑了。对于正常的大脑来说，的线条因为它所处的会使它看起来更长一些。
经济学家却迟迟没有认识到，类似的框架效应也决定了我们对所有消费品的估价。前述我提到了我在尼泊尔住的没有抽水马桶和电的两居室房子。如果在美国，住在这样一座房子里，孩子们会羞于邀请朋友来家里。然而在尼泊尔，这样的房子已经算好的了。
如果我的尼泊尔朋友看到我在纽约州伊萨卡的房子，他们会认为我疯了。他们会纳闷儿为什么有人需要这样的豪宅？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浴室？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可不会这样想。这是因为我们对事物价值的衡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围事物。
标准的经济模型假设，每个人的支出完全于别人的消费决策，但如果存在框架效应，这种假设就是错误的。
当朋友和邻居的开支增多时，你也会花更多的钱。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现，而是我们自始至终都很清楚的规律。很多人称之为“攀比”，但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个说法，因为它听上去是在形容那些缺少安全感的人把自己装成很有钱的样子。
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强化了框架效应。虽然美国实际平均收入与1980年相比仅仅略有增长，但新住房的平均面积却比1980年大了50%。房子扩大的速度比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快，这个现象很难解释，我将这个过程称为“支出瀑布”。
支出瀑布的原理是，最高收入群体因为有了更多的钱而开始建造更大的房子。可能是出于在家筹备婚宴的习俗，所以他们认为必须得有一个宴会厅才算“够用”。这些房子改变了参考框架，所以周围，也就是同一个社交圈子内的人也开始建造更大的房子。当富人购买了冷藏柜、安装了拱形天花板后，他们也改变了中产家庭对于“够用”的定义。因此，中产家庭开始减少储蓄、增加借贷，以跟上周围人的节奏。如此这般，沿着收入阶梯一向下。顶层人群的更多开支最终造成了底部人群的压力，对于后者而言，每一笔额外支出都会让生活更加捉襟见肘。
为什么人们不能简单地通过自律来选择不参加这场竞争？毕竟，美国可没有强制人们购买他们根本负担不起的大房子。原因之一是，退出竞争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实际后果。
跟不上同阶层的住房消费不只意味着你的房子更小，还意味着你的孩子只能上不太好的学校。“好”学校是一个相对概念，但更好的学校几乎总是位于房价更贵的社区。要让孩子进入一所质量还过得去的学校，中等收入者必须购买所在地区中等价位的房子。高收入阶层在住房上的更多支出造成的一个间接后果是，平均房价也大幅上升。
我想出了一个简单办法，用“辛苦指数”来中等收入阶层租一个中等学区房每月必须工作的平均小时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十年，所有人的收入都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指数总体上处于稳定状态。但在1970年以后，收入不均迅速加剧，收入的辛苦指数也开始不断攀升。在过去十年，辛苦指数约为每月100小时，而1970年时只有42小时。
在美国，男性的平均时薪实际上比20世纪80年代还要低。如果中等收入家庭如今不得不支出更多来实现基本的生活目标，他们该怎么办？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些家庭的财务压力明显加重。美国100个最大的县中，收入不平等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离婚率、长途通勤和破产申请量增加最剧烈的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的居民，其收入差距和工作时间普遍呈现正相关。标准的经济模型没有预测出这些关系。
支出瀑布也发生在其他方面，比如纪念性活动。不引入支出瀑布，就很难解释前面所讨论的婚礼成本急剧上升的现象。富裕家庭花费数百万美元举行的成年派对，也同样提高了决定低收入群体用于类似场合支出的标准。今天很多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会因自己的生日派对没有请专业或魔术师演出而失望。
对相对地位的关注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成分。生物学家很清楚它们对人类心理的重要性，因为相对地位一直以来都是繁殖能否成功的最佳预测因素。那些不关心自己相对地位的人，在人类进化的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审慎的家长是不会希望自己孩子的相对地位低下的。
英国伟大的博物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亚当•斯密和其他经济学家的影响。他发现自然界中的竞争和市场上的竞争一样，往往会给个体和较大群体带来好处，就像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所说。例如，鹰的敏锐视力会使单个鹰和整个都更加成功。然而，还看到许多特征和行为能帮助个体获得利益，却以较大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由相对地位决定的成功几乎总是伴随着激烈的斗争，这往往会导致“地位性军备竞赛”浪费。
雄性麋鹿的鹿角长达1.2米，重18千克。这些笨拙的身体部件削弱了麋鹿在树木繁茂地区的流动性，雄性被狼包围猎的风险因此更大。那么，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更青睐小角呢？的回答是，因为麋鹿是一夫多妻制的，这意味着雄性总是希望配偶尽可能多。但是，一头雄麋鹿拥有多个伴侣，就意味着其他雄性一个配偶也得不到，于是雄性会通过激烈打斗来获得雌性。造成大型鹿角的基因突变在群体中迅速蔓延，拥有这种基因突变的雄性更有可能取胜。鹿角小的雄性虽然不容易受到捕食者的，却不太可能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