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浏翔]蒙古族抢婚“习俗”辨正
[摘要]长期以来，学界及社会认为蒙古族婚拥有抢婚习俗的观点非常普遍。但是通过对《蒙古秘史》和相关历史记载的史料分析以及与其他民族抢婚习俗的民俗学比较，阐明聘婚才是一直以来蒙古族的婚姻习俗，抢婚习俗只是后来者对蒙古人在战争状态下战争行为的一种。本文提出在进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时，要切忌“内部东方学”的倾向，继而夸大特殊历史事件的普遍性，从而远离历史。
在民俗研究领域，抢婚被认为是蒙古族人的传统。但是这样的一种观点却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它既缺乏清晰明确的史料支撑，也缺少民俗学上可靠的表现。然而通过的重复表述，这一观点己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造成了普遍性的。本文即是要通过对史料及民俗的分析，以纠正这一。
抢婚，又被称为抢劫婚、劫掠婚，是人类历史上古老的一种婚姻形式。尽管曾有学者对其是否真的存在表示过怀疑，但通过民俗学家大量的研究与田野调查，可以断定抢婚作为一种婚姻缔结的形式在历史上存在的事实。
认为蒙古族在历史上存在抢婚这一“习俗”的学术著作众多，如《蒙古族大辞典》即认为“蒙古族抢婚:蒙古族古代氏族部落的一种强制性婚姻”。《大辞典》也认为“蒙古族有抢婚和聘婚两种婚姻制度，抢婚是奴隶制社会的一种婚姻形式，公元十三世纪以前，蒙古族社会多半是抢婚制……公元十三世纪以后，蒙古族进入封建社会，即普遍实行聘婚制，在部落间的战争中，抢婚或劫掠婚仍屡见不鲜。”
除了上述两本出版于的工具书外，尚有不少学术论文、学术专著也将抢婚视为蒙古族的习俗，限于本文的篇幅，仅举如下数例。
学术论文方面，在《试论社会变迁与抢婚习俗的演变》一文中，作者写道:“历史上，蒙古族的抢婚习俗别具特色。婚期之日，新郎身背武器，率同辈青年到女家幕舍，女家兄弟站在门前询问对方来意，称为拦门。接着，双方开始推拉、，经过短时间的模拟战，女方便会请男方进幕中带走新娘。”《12-13世纪蒙古人抢婚习俗的民族学分析》一文的作者也认为:“在当下社会，蒙古族结婚时也有挡门习俗，让新娘留在屋内，将新郎挡在门外不让其见到新娘，这时新郎就会佯装要抢的样子迎娶自己的新娘，这样的佯抢式的结婚就是古代蒙古人抢婚习俗的遗风。”
在一些专著中，也有类似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抢婚制是奴隶制的产物。蒙古族7-12世纪期间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抢婚逐渐减少、消失，被聘婚所代替。但人们仍不忘其旧俗，把象征性的抢婚形式作为一种结婚理俗接受下来。……照例新娘不是被领走，而是从她的女友们手中被抢走，她喊着、推打着、挣扎着……抢婚成为了一种热闹的婚俗形式流传下来。”也有学者发现:“居住在西部的蒙古族，在迎亲中，送亲的小伙跃马紧紧追赶新郎，若追上即给新郎灌酒，或夺下新郎的帽子挑在鞭梢上挥舞。如此中的赛马竞赛，实际上也是抢婚与反抢婚的遗风。”
不仅是在学界，社会上认为蒙古族存在抢婚这一“习俗”的人也有很多，很多民俗、旅游、婚庆网站，都有对蒙古族抢婚“习俗”的专门介绍。
综上所述，认为蒙古族拥有抢婚“习俗”的观点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民间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包括一些蒙古族学者也受其影响而认同这一观点。但是，习俗作为一种意识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然而当下对蒙古族抢婚“习俗”的认知与研究却恰恰缺乏对其普遍性与稳定性的分析，而只着重于通过对个别的分析继而得到一普遍性的结论。应当指出，不仅作为历史依据的历史文献对蒙古族抢婚“习俗”的记载十分匮乏并充满争议，而且很多对当下蒙古族在婚庆中所呈现出的抢婚习俗“遗风”的描述也多有可商榷之处，特别是在与各西南民族的抢婚习俗进行对比后更显如此。下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综合笔者阅读的关于蒙古族抢婚的相关文献，可以概括其主要论点如下:蒙古人抢婚盛行于13世纪之前的时期，是奴隶制和氏族部落时代的产物。随着蒙古人在13世纪以后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抢婚习俗开始消失，但一直有所传承，并在今天的蒙古族婚俗中仍有体现。
然而由于史料的缺乏，人们认定蒙古人在13世纪之前盛行抢婚的直接都来自于《蒙古秘史》的相关记述。其中，对也速该与坷额仑、成吉思汗与孛尔帖的抢婚记载，被多次引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分析这两例极具代表性的抢婚事件。
关于也速该的抢婚，《蒙古秘史》记载道:“那时，也速该·把阿秃儿在斡难河畔放鹰捕猎，遇见从斡勒忽呐兀惕部娶妻回来的蔑儿乞惕部人也客·赤列都。他去探看，看见了一个美貌无比的姑娘或贵夫人。他策马回家领着他的哥哥捏坤太师、弟弟答理台·斡惕赤斤来了。”
然后便是也速该与兄弟们对赤列都和坷额仑的追赶，其结果以赤列都留下坷额仑，自己狼狈逃窜而告终。接着“也速该·把阿秃儿牵着坷额仑夫人（所坐车）的疆绳，他哥哥捏坤太师在前引导，他弟弟答理台·斡惕赤斤在车辕旁跟着走……也速该遂将坷额仑夫人带到了自己的家里。”
另一段关于成吉思汗与孛尔帖的抢婚事件广为人知。但是，《蒙古秘史》特别提及了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这三姓蔑儿乞惕人是为以前（也速该）把坷额仑母亲从赤列都初抢过来的缘故，如今前来报仇。”在这之后，便发生了铁木真献上黑貂皮袄，向王汗求援、联合扎木合打败蔑儿乞惕人，最终夺回孛尔帖等一系列事件。
以上两个事件在很多学术著作中被认为是当时蒙古人盛行抢婚的体现。但是在《蒙古秘史》中，我们就能找到不少的反例。第一例即是黄金家族的始祖朵奔·蔑儿干与阿阑·豁阿的成婚，“都蛙·锁豁儿从不儿罕·合勒敦山上眺望，看见顺着统格黎克小河迁来了一群人。都蛙·锁豁儿说:那群迁移来的人中间……有一个好姑娘，如果还没有嫁人，可以为朵奔·蔑儿干弟弟你聘娶她……那姑娘……名叫阿阑·豁阿，尚未嫁人……这就是朵奔·蔑儿干聘娶……阿阑·豁阿为妻的原委。”从这一资料可以看出，早在13世纪以前，蒙古人就己经实行聘婚。
成吉思汗与坷额仑的婚姻缔结形式也依然是聘婚:“铁木真九岁时，也速该·把阿秃儿把他带到他母亲坷额仑的娘家斡勒忽呐惕部去，想向他的母方亲族聘娶姑娘……于是（也速该）把自己带来的一匹从马作聘礼，留下铁木真做女婿，（独自）回去了。那么，时人对抢婚怎么看待呢？当成吉思汗的长子拙赤因“来历不明”而受到察合台的羞辱时，阔阔搠思对当年坷额仑所经历的“抢婚”是这样说的:“你母亲不是有意相思而作出的，是不幸的所造成的……是战争造成的……是在战争中造成的无可奈何的事。
因此笔者认为，也速该与成吉思汗所经历的抢婚，实际上是具有特殊性质的，是战争时期的一种战争行为，是当时不居主流且异态的婚姻形式，并不被当时的蒙古人所真正认可和接受。如果简单地将其扩大为整个蒙古族人当时盛行的结婚风俗和习俗，缺乏牢固的历史依据。
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另外一些13世纪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来印证笔者的观点。13世纪中叶受英诺森四世派遣出使蒙古（1245-1247）的传教士约翰·加宾尼在其所著的游记中对当时的蒙古人婚俗有如下的记载:“每一个男人，能供养多少妻子，就可以娶多少妻子……此外的一切其他妇女，他们都可以娶作妻子，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以很高的价钱从他们的父母那里购买他们”同时也提到“他们有一条法律或一种风俗，如果发现任何男人和妇女公开地通奸，就把他们处。同样的，如果一个同任何人私通，他们就把男、女双方都。”
加宾尼的记录自然有其主观在其中，比如认为当时的蒙古男人是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妻子。实际上，所谓的“购买”，即是聘婚盛行的表现，甚至可能因为聘礼太过高昂，才造成了加宾尼如此的。然而，我们没有看到加宾尼有关于抢婚习俗的记载。此外，加宾尼也提到13世纪中叶蒙古人的某种法律或风俗，即对“私通”的严厉处罚。如果13世纪之前蒙古人真的大规模流行抢婚并造成广泛影响的话，那么这一条法律或风俗的存在就难以解释。因为抢婚，即是以非正式、非公开的方式获得女方并与其缔结婚姻，这就与私通存在着某种联系，难以界定彼此间的界限。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此前蒙古人盛行的是聘婚，讲求的是正大、公开的婚姻缔结形式，因而才会有这样一种法律或风俗的存在。
蒙古人的聘婚风俗给当时的传教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加宾尼同时代的鲁不鲁乞也记载道:“至于他们的婚姻，您必须知道，在那里，一个人如果不能购买妻子，他就不能有妻子。因此，有的时候，姑娘们早已过了结婚的年龄，可是还没有出嫁，因为她们的父母总是把她们留在家里，直至把他们卖了。”
相对于加宾尼，鲁不鲁乞提到了一个“疑似”抢婚的婚俗:“当任何人同另一个人达成交易，娶他女儿为妻时，姑娘的父亲就安排一次宴会，而这位姑娘则逃到亲戚家躲起来……于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到处寻找她，直至找到了她；这时他必须用武力把他抢过来，并把她带回家去。”关于这一条记载有多种看法，但它依然表明，男女双方要首先完成聘婚的过程，之后才有躲藏与“抢夺”的行为。至于这一行为究竟是为了证明男方的武勇、增添婚礼过程中的乐趣亦或是抢婚习俗的体现，却很难断定。
但是，鲁不鲁乞认为如果不能“买”妻子，蒙古男人就不能拥有妻子。这就说明在13世纪中叶，聘婚制具有不可的权威与影响，在当时蒙古人的婚姻缔结过程中，如果不经过聘娶这一过程，整个婚姻的性便得不到承认。而被后人视为蒙古人“习俗”的抢婚，无论是其普遍性还是稳定性，在13世纪中叶时就己经无法体现。事实上，蒙古人非常看重婚姻，马可波罗即对此有深刻印象:“靴靶人无论如何不私他人之妻，概其视此事为也。妇女对其夫驯良忠顺，为其分内应为诸事。”
因此，从历史记载上来看，“聘婚”才是蒙古族的婚姻习俗，是被当时蒙古人广泛认可的普遍的常态婚姻缔结形式。
抢婚习俗于很多民族的婚俗中都有体现，并且在历史传承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东川府志》记载彝族的抢婚风俗:将嫁女……集亲族，执瓢构列械环卫。婿及亲族新衣黑面，乘马持械，鼓吹至女家，械而斗。婿直入屋子，挟妇乘马疾驱走……”而在今人的民俗调查中，也发现彝族在男女事先商定好的结婚日子，新郎不是吹吹打打去迎亲，而是持执棒去岳母家抢亲。新娘家也集合了一班身强力壮的人严阵以待，抢亲的人来了以后，双方的冲突不是只做做样子，而是真真枪的打。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历史记载与民俗调查非常一致，通过这一比对便可以推定，彝族存在抢婚习俗。
宋人范成大也对抢婚有很明确的记载，他说“南州疏略，婚多不正。村落窃人妻女以逃，转移他所，谓之卷伴，言卷以为伴侣也。”陆游也记载了的抢婚习俗:“原沉靖州蛮……嫁娶先密约，乃伺女于，劫缚以归，以岔争叫号求教，其实皆伪也。”《思州府志》甚至称:“凡民间争田雀角者十止一二，而苗人姑舅抢婚之案十有。”将以上对西南民族抢婚习俗的历史记载与蒙古族抢婚行为的记载相比较，就能发现将蒙古族抢婚视为习俗的看法更加值得商榷。
除傣族外，民俗学家发现在20世纪上半叶，土族、僳僳族、纳西族、景颇族等也保留着很鲜明的抢婚习俗。比如土族，“如果某未婚男子看中某年轻丧偶寡妇，即可亲自或托人探明寡妇活动规律，请好帮忙的人，瞅准时机，在寡妇本人及其婆家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出其不意，蒙住寡妇的脸，捆住手脚，劫掠而去。
再如纳西族，“男方要出动许多小伙，蜂拥闯入女家，一部分人劫掠和护送新娘，一部分人与女方青年人厮打成一团，表示女方新娘，不让外氏族抢走。”
而在景颇族中“解放前，如果一个小伙子看中某一个姑娘，他无须通过她本人及其父母的同意，即告诉自己的父母，并邀请伙伴……将姑娘抢走。事毕，始告知其父母，议定彩礼。女方父母往往是同意的。因为一则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传统，二则是既成事实。”
与这些民族相对鲜明的抢婚习俗相比，蒙古族婚俗中某些被认为是抢婚“遗风”的习俗便显得有些性质模糊。事实上，关于蒙古族婚俗的民俗学调查，本身就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一篇研究新疆察哈尔蒙古婚俗的论文所提到的婚礼程序有:新娘送嫁妆、胡日暮（蒙语:婚礼）入包、女婿入包、给女儿敬奶、向金色太阳并握踩骨之礼、给女儿招福气、扔子、抛出羊头、新娘入帐、分叉头发、新娘礼、新娘盛饭、答谢母乳之恩、用斧头压大襟之礼、合袅并枕之礼、揭帷帐仪式、回门。这其中并没有抢婚“习俗”及其遗风的体现。
另一篇研究新疆土尔启特蒙古婚俗的文章列举其结婚的主要过程是:提亲、走亲、送聘礼、搭新房及姑娘宴、婚礼、揭帷帐、回门。虽然在其婚礼过程中有不少形式与新疆察哈尔蒙古相同，但也同样没有提到与“抢婚”有任何关联的习俗。
在一本调查阿拉善盟阿敦高勒蒙古族的专著中，提到在迎娶新娘当天，新郎与提前选定的迎亲人要携带礼品至女方家，向女方家人一一问候，随后新郎会接新娘上马绕女方家蒙古包一周，再驰回新郎家。男方家欢迎者要向新娘驶来的方向鸣放礼炮以欢迎新娘，之后还有新娘、新郎共握羊胫骨的跪拜仪式。当地蒙古族人的婚俗中也没有抢婚习俗的遗风。
另一本调查锡盟巴音图嘎的专著虽然提到当地蒙古族结婚当天有新娘不露面的风俗并且也有握羊胫骨的仪式，但是却没有记载新郎在婚礼当天有类似抢、闹的举动。
尽管全国各地的蒙古族婚俗都不尽相同，但就笔者检索到的对蒙古族婚俗的民俗调查而言，认为其中有抢婚“习俗”遗风的是极少数，并且这种“遗风”在与西南民族的抢婚习俗进行对比后更显得值得怀疑。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很难断定蒙古族有抢婚“习俗”。
本文通过历史学的分析认为，作为证明蒙古族曾盛行抢婚的《蒙古秘史》中的相关记载，不仅值得争议，而且其本质只是特定历史情境下发生的特殊事件。综合13世纪其他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推定蒙古人在13世纪以前就己经盛行聘婚，并且抢婚（妇女）作为战争行为的一种，并不应作为蒙古民族的独特习俗来看待。
此外，在民俗学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认为现在蒙古族婚俗中依然保留有抢婚习俗遗风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它缺乏明显的特征以及与之呼应的可靠历史依据。同时，作为“习俗”的抢婚，也在大量的蒙古族婚俗调查中难觅踪影，这也说明这一“习俗”的稳定性与传承性令人怀疑。
根据亦邻真先生的研究，蒙古民族共同体在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后开始形成。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的时期里，抢婚从来都不是蒙古族人的风俗和习俗。那么今日，如果依然沿用过去的那种观点，便显得十分不合适。
萨义德在其经典著作《东方学》（或译东方主义）一书中认为:“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他认为“东方学”中的东方是想象与建构的结果，并且为而存在。因而作者提倡“将东方学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更有价值。”
因而，这也提醒我们，在进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时，也需要时刻“内部东方学”或其倾向的存在。强调某一民族在某些方面的特殊性固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其认识与了解。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特殊事件的普遍性，夸大其意义和价值，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淹没历史的，并在的基础之上不断重复和加深刻板的观点与印象。这既不利于我们对某一民族的研究与了解，也会到兄弟民族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