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邮件：csddq@163.com 
家庭调解类电视节目正沦为新闻产地文化观察
[摘要]调解类电视节目广受欢迎，虽然与喜欢看分不开，但更与电视从业者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领导追求利益最大化，从业者和为了完成KPI，为了，他们统统忘记了的责任。
在中国，几乎每个都有一档调解类节目，较为知名的如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天津卫视的《爱情战》，上海娱乐频道的《新老娘舅》，科教频道的《第三调解室》，但在互联网上正逐渐掀起一股反对浪潮。近日，一篇题为《沸腾！强烈要求柏万青节目停播！真的够了！》在朋友圈广泛流传，众多年轻人要求停播这档节目，为什么本着调解目的的节目会遭到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反对呢？这与调解类节目正沦为新闻产地密不可分。
调解类节目在中国盛行源于社会转型
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迎来前所未有的转型，工业化、城镇化全面铺开，由此导致社会经济、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巨大转变，这也导致人与人之间出现了更多样化的矛盾：比如因为拆迁导致兄弟反目、父子成仇；因为生活差异导致婆媳矛盾；因为感情纠葛产生的恋爱问题、婚姻问题。这些问题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中国社会又缺少舒缓的渠道，于是一些电视人精明的发现了这个“商机”，开始推出各种类型的调解类节目。
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国在法律制度上肯定人民调解制度，认为这体现出群众教育、管理、服务的特点，因此各地方卫视相继与司法部门成立电视调解委员会，比如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栏目，采用的便是调解员现场调解，当事双方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调解协议，由此使所做的承诺同时具有社会约束力与监督力。
2011年，时任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在看完《金牌调解》节目后表示，“让人民调解工作直接荧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好形式，用老百姓身边的事讲、讲、讲和谐，自然要受到群众的欢迎，同时也取得了调解一案、教育一片，调解一案、化解一类矛盾的效果。”（网2011年11月30日报道，原题《江西打造国内首档具有法律效应电视调解栏目9个月调解纠纷303起》）
在《金牌调解》栏目的带动下，地方纷纷创办各种类型的调解节目：有情感类调解节目，如《爱情战》；有家庭纠纷类调解节目，如《新老娘舅》。这些调解类节目，模式大致相同，要么采用当事人到节目现场陈述，调解员现场与评判化解矛盾，要么实地调解。
调节类节目一出现，便受到极大欢迎，各大的调解类节目收视率都很高。一些传媒学者分析认为，这种类型的节目之所以受欢迎，源于它“真实地反应了现实生活的悲欢喜乐”，而且内容多样，拍摄形式不断推陈出新，自然受到观众欢迎，受到好评。（冯波《调节类节目“收视之道”解析》）
这类节目真的只是因实才受欢迎的吗？显然不是。
调解类节目满足了中国人的围观心态
调节类节目诞生之初，确实能起到一定的调解作用，能够解决一些之间的矛盾纠纷，但这绝不是它受欢迎的根本原因，真正让这类节目大行其道的关键在于，这类节目满足了人们的，更满足了中国人的围观心态。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代表作《人类简史》中提出，人类之所以能从动物中脱颖而出，在于人类能够，让人类得以建立复杂的社会关系，能够组成更紧密、更复杂的合作形式，从而推动人类成为，以至于“即使到了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际沟通（不论是电子邮件、电话还是专栏）讲的都还是。”
是人类的天性，中国人自然不例外，相对而言，中国人还有更加浓厚的围观心理，鲁迅在《药》中生动地描述了中国人的围观心态：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相比于围观，中国人更喜欢围观别人的家长里短，因为这些类型的案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生活中，比如夫妻反目、婆媳交恶、子女不孝、兄弟不和，即便这类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可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拿自己的“道”与“德”来加以评判，这照样能凸显自己的优越感，再不济，也能为平淡的生活增加一些谈资，满足的心理。
但随着这种类型的节目越来越多，调解人员的素质也越来越低下，各种猎奇类的故事不断涌现，导致这些节目逐渐新闻化。
调解类电视节目正逐渐沦为新闻
调解类电视节目日渐增多，竞争也变得日趋激烈，为了提升收视率，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不少和从业者忘记了作为大众传媒本应肩负的责任，不论有无条件都争相上马，使得粗制滥造的节目越来越多。而在这些节目中充当调解员的人，其素质和观念，也越来越低下。比如，大量选择的是那些热心肠的老年妇女，他们本身文化素质不高，只能依靠自身阅历及认知，以及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来调解当下时代的矛盾，结果越调解越糟糕。（参照张霁月《浅析地方调解节目》）
这类调解员操着传统的男权思想，“宁拆十座庙，不毁一庄婚”的，劝解那些感情破裂的夫妻继续生活，这种调解不但不能使社会获得正能量，反而会导致社会倒退，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还有大量的调解类节目已经或正在新闻化。
19世纪末，美国两位著名的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与约瑟夫普利策之间爆发新闻大战，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双方竞相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大量报道犯罪新闻和社会丑闻，甚至不惜撒谎，制造假新闻，这场新闻大战造就了一个专有名词，即“新闻”。“新闻”的出现，不但大大降低了新闻业的水准，还严重心灵，成为社会的负能量。
不幸的是，这场发生在100多年前的新闻大战，似乎正在中国悄悄上演，地方上的男权话语现象尚且是小事，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严重违公序良俗的节目，被公然搬上荧屏，而且堂而皇之的加以制作和推广，这其中的代表性事件便是上海娱乐频道《新老娘舅》2016年1月20日推出的《上海94年女孩》。
这期节目近日被报道后，重新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期节目完全挑战了人们的认知底线，连电影和电视剧中都极少出现的、、未成年少女非婚生子，在这期节目中屡屡被提及，人们无从知道事件的，节目组也没有去配合调查，更未为女孩及其家人提供相应的，这种类型的节目，不但起不到什么调解作用，对社会只有作用，可谓典型的“新闻”，实际上，这种类型节目中出现的案例，根本不能叫做“新闻”，只能算故事。
调解类电视节目广受欢迎，虽然与喜欢看分不开，但更与电视从业者的推波助澜密不可分：领导追求利益最大化，从业者和为了完成KPI，为了，他们统统忘记了的责任。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心理阈值越来越高，传统的讲故事模式已经不能吸引观众的目光，为此调解类节目不得不推出更加奇葩和耸人听闻的社会故事，这进一步导致这类型节目变成了“新闻”的产地和社会垃圾的制造地。
在《上海94年女孩被》这样的案例以后，调解类节目还会推出什么奇葩故事，笔者已经不敢揣测了。
结语：
民间纠纷也好，家庭矛盾也罢，其实并不需要都上电视，让的归，法律的归法律，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靠调解，终归不能让社会更和谐。
本文系腾讯文化独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