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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生荣：加 琅（56-57）
我回到单位，收发员送来一个装有的信件，是朱萍寄来的。在一页稿纸上写了几句表示问好的话语后要我打开看她对我那篇名为《岁月》的小说的评论，是发在他们学校的校刊上的。我赶忙打开翻阅。朱萍在分析完我的整部作品，对成功的部分做了肯定之后把笔锋转到了不足上。认为语言还不够精炼和鲜活，对某些细节的刻画还不够到位等。我认为这些意见是中肯的，点到了我的。我的文学语言确实不够丰富和鲜活，这其中多多少少受了长期公文写作的影响。如果和那些文学语言大师们的作品相比，简直把驴粪和麝香放在了一起。我曾经有过不敢创作和不想创作的念头，后来看的作品多了，发现好多作品的语言也很平淡直白，直白得如同几个没有文化的人在聊天说话一样。这些作品还堂而皇之地蹬上了文学核心刊物的。久而久之，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文学不是语言大师们的独霸天地，只要是言之有理，有新鲜的东西存在，有闪光的思想存在，符合读者的胃口，尽管在语言方面有些瑕疵，仍然可以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样我还是我行我素地创作着，但我深深地懂得，语言毕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要素，凝练纯熟的语言，会给自己的思想架起飞翔的翅膀，会给读者的阅读产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美感。有了美妙的语言，细节描写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如果在一部构思精妙的作品里充满着朗朗上口的佳词丽句，那就是锦上缀花、花中有锦、花团锦簇、耀人的惊世妙文。然而，谈何容易啊。
看完评论，我会心地笑了一下，便给朱萍打过去电话。朱萍问，评论看了没有，有何感想，没生气吧。我说你评得很到位，我很感谢你。
才旦卓玛完婚的日子快要到了，才罗和银吉商量把母亲也请来送亲。女儿是母亲的心头肉，尽管她们母女之间曾产生过这样那样的误会和不快，但作为母亲现在肯定常想念女儿的，当然作为才旦卓玛，在自己就要出嫁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母亲，心里会非常难受的，如果母亲带着小孙孙来了，才罗和银吉还可以看到好久没见了的儿子。
才罗托人把岳母和儿子接到了家里。刚下车时，岳母放下小顿珠，让他叫阿爸阿妈，小顿珠蹒跚地走到才罗和银吉的面前，瞪大眼睛好奇地张望着，显出陌生胆怯的样子，银吉赶紧抱了起来。才旦卓玛搀扶着母亲进到屋里后母女俩又抱头痛哭了一场。之后，大家坐下来一面吃饭一面交谈才旦卓玛出嫁的准备情况，银吉说，向男方要了藏服两套，由里到外的大众服一套，皮鞋一双，狐皮帽子一顶，上有五个坠子下有七个坠子的银耳环一付，缀有银盾的加琅一付，干礼两千。这边配送的洗衣机、大衣柜、金戒指等也已经办全，再没有多少事情了。
过了几天，娶亲的人到了。才罗要了单位的一辆轿车和乡供销社的卡车，装上陪嫁的礼物，请上吴加，到老家又接上重要亲人，风风光光地把才旦卓玛嫁了出去。
回到乡上，吴加显得格外兴奋，认为这次看了安东地区藏族的婚嫁礼俗，确实收获不小。一天，他意犹未尽地来到才罗的家里，探讨所见所闻的一些新鲜情节。
吴加说，才罗呀，新娘身前身后背的那个像加琅可比加琅还复杂的服饰叫什么名字，我以前从未见过。还发现新娘在出嫁这天是倒退着出门的，这有什么说法吗？
才罗说，那个缀满贝壳用双肩背着的服饰叫哈热，是喀巴大师的母亲生前所穿戴的，她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她就当做新娘出嫁时的服饰。新娘倒退着出门是表现了姑娘对家乡和亲人们依依不舍、不忍离去的情愫。
吴加说的是客人们到了男方前时在毛毡上放着柏枝、青稞和几元钱，这几元钱在做完仪式后被女方收走。到了伴娘和新娘要在伙房里开锅扬茶时候，负责开锅的女人故意说天气太冷，锅盖冻住了，揭不了。其他妇女也为她帮腔，向女方索要礼钱，直到把门前的那几块钱要回为止。吴加对此有点不好理解。
才罗说，这样做主要是凑热闹的，以增加喜事的欢乐气氛，再说女人们为了今天的喜事也确实辛苦了，给点礼钱，也表示对劳动的尊重。吴加点头认可。
吴加说的是一个叫“久毛久拉”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女方将一件藏袍边说边唱地穿到婆母的身上，在说这件衣服贵重的同时，叙说女孩的成长过程和还存在的不足之处，要婆母像疼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地关心她、指教她。
才罗说，这个仪式很重要。女孩从此以后就是男方家的人了，把她托付给婆母，是对婆母的信任，也是对婆母的嘱托。
吴加又说你们地方的“谢媒”仪式好像和我们地方是一样的，男女两方将提前准备好的礼物说唱着献给媒公，感谢媒公牵线搭桥、奔忙辛劳的功德。只是在主东家吃晚饭时的那顿“骂人饭”我还不好理解。
吴加说的是第二天晚上在主东家吃饭时进行“香玛郎”活动的情景。在客人们吃这顿饭时，男方的妇女们从窗外向里边说边唱，调侃客人们胃口大腿子长，只见吃饭不见唱歌，只会走不会跳舞等。客人们也唱着歌善意地挑妇女们的“毛病。”一阵“对骂”之后客人们就到院中和妇女们一起载歌载舞。
吴加感慨地说，哦，真是太美妙了。这些婚俗在你们那个不大懂藏语的民族杂居村落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真是不易呀。
才罗看吴加这样夸赞，便说这里农区的藏族在服饰等方面和我们老家大同小异，而且语言精通，婚俗一定更加完美吧。
这些日子以来，我经历了和妻子的情感误会、为购房的假离婚、和赛牡丹的邂逅、出书前后的忙碌、党校的学习生活以及职务升任中的风波，心绪无法下来，已经着手的长篇也是写写停停，懒懒散散，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渔夫也有点跟不上了。
星期天，我闭门不出，摊开稿纸，梳理自己的思。刚写了几行字，就接到了下属的电话，说是他家里老人病了，下周需要请几天假。我准假后继续写作，刚要进入状态，又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他是我大学的同学，请我在某酒店见面吃饭。这个自称是大学同学的人我以前只是听说过，可没有任何交往。我借故推辞了。
当我再要写作的时候，一点也写不下去，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身份变了，再不是原来的普通干部。我还意识到组织上把我放到了这么重要的岗位，是对我最大的信任。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要干几件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如果做不出一点成绩来，怎么向组织交代。如今，我连一把火都还没有烧起来，怎么可以分散精力搞文学创作呢？于是我在稿纸上转又写起了赛钦州宣传工作的设想。
仗着多年从事宣传工作的经验，我苦思冥想地拟出了三点设想。一点是增加编辑力量，扩大版面，并将原来的双日刊改为每日刊，统计全州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职工和农牧民群众，区别情况按人或按户免费发放汉藏两文的赛钦日报，把党的政策和各类有益信息送到千家万户；一点是增加电视栏目，采取灵活多样的激励政策，让电视记者深入农村牧区企业等生产一线，用生动鲜活的例子，反映群众的所思所干和所盼，将真实的下情反馈给决策机关；一点是和文化、文联、体育等单位联手，搞好民族歌舞、机关文化活动、群众锅庄、社火，办好文学。还要搞好射箭、赛马、篮球等体育活动。把一些群众喜闻乐见和能够参与的文化体育活动统统搞起来。
第二天我把这些设想汇报给了部长。部长看了说你的这些想法很好，和有关单位的协调也没有一点问题，只是都牵扯到经费呀，我担心州财政拿不出钱来。末了，部长又皱了皱眉头说，你再把它细化一下，把大致需要的经费也考虑进去，我们试试吧。
部长把那几点思作为部里的工作意见提交给州委常委会以后，经过激烈的讨论终于通过。我的工作已初见成效，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抓具体落实。
我有多名下属，一个个都很精干、得力，我将工作任务分别安排到他们头上。接下来的工作对我而言就轻松了许多。
这时候，赛牡丹给我寄来了一本她根据多年来的演唱活动收集和自编的花儿。我细心地看了一下，分为岁月、快乐日子和浪漫爱情三个部分。整体感觉不错，但也存在一些需要修改的方面。比方说：
前两句不符合环保和国家法律，不宜传唱。我改成了“核桃木做了箱子了，箱子里装了肉了。”改出来一看，虽然避免了原文存在的弊端，可在对仗上没有原文工整，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句子，只好这样。我又想，青海花儿首先是具有青海地方特色的民歌，歌手们也往往是用各自的地方方言演唱，在语言上不需要达到普通话要求的标准，如果过于苛求，就会失去民间语言的活性。再比如：
前面两句是起兴，都是八个字，后面两句是所要表达的内容，但多了三个字。我经过推敲捉摸，认为“三”三个字在这里只起着加重语气或交代时间的作用，其实后面的“冰滩”二字也足以表达寒冬腊月的恶劣季节，没有“三”三个字不但不影响意思的表达，而且前后十分对称，便毫不犹豫地去掉了。不一而足，我经过精心的修改后将本子寄了回去。
才旦卓玛出嫁后，才罗把岳母和儿子留了下来。银吉看儿子已经会走和会说简单的语言了，就把他送给了门前的托儿所，让阿妈享一享清福。
这天晚上，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位于安东地区的著名佛教塔尔寺僧人举行晒佛活动的场景，数百名僧人吹着管乐、抬着巨型的唐卡佛像向某个地方走去。看完，阿妈问才罗去过塔尔寺没有。才罗说，去过，只是当时很小，是爷爷奶奶背着去的，印象并不深刻。银吉说，我在婚前就去过，塔尔寺处在无数般的山峰中间，有层层叠叠、金碧辉煌的各式建筑，栩栩如生的酥油花，内容丰富的彩色壁画以及做工精美的唐卡艺术。每天朝拜和观光的人群络绎不绝，真是又好看又热闹。阿妈说，去塔尔寺不能只看热闹，要怀着虔诚的心为自己也为他人祈福，不然意义就不大了。才罗马上称赞说，还是阿妈说得对。接着阿妈又问银吉这里有个卢仓寺你还记得吗？
阿妈叹了口气说，也是我记性不好，上次来这里一忙，都忘了问这事儿，你伯父为这个受尽了啊。
一九五八年之后诸事迅速萧条，一些毁了，一些僧人返俗了，卢仓寺留守着几个不穿袈裟的僧人，为首的就是伯父。到了文化的一天，一伙年龄十五岁左右的手里举着一切牛蛇神的牌子，口里呼喊着口号就要他，还要砸佛龛、拆。伯父举起手中的铁锨横在前面大吼了一声：站住！如果谁胆敢前行一步，我就把他成肉饼。看们停了下来，他又说，我一个人有罪我自己承担，可如果谁还想，我还要念动咒语，将他。说着取出捻珠，嗡嗡地念了起来。看到这个阵势，们一个个目瞪口呆，不前。一个带头的战战兢兢地说，好，今天算你厉害，我回去报告给县上最大的头，把你的新帐老账一起算。说罢，带着那伙小青年灰溜溜地走了。说来也怪，就在那天晚上，那个带头的的一条腿突然折掉了。家人说他是在房顶上取东西时不留神掉下来摔折的。之后伯父虽然因为这件对抗的事坐牢了，但却没有人再敢拆了。
阿妈说，是呀，正因为这样，他后来成了的功臣。后，也重点考虑了他的困难和，让银吉参加了工作，可他自己却没有一点福气，不久就去世了。
阿妈说，这事现在还不好说。因为后来政策好了以后，那的家人又说是他们知道孩子带头斗僧人、拆，一怒之下将一条腿打成了重。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因为这里的百姓大都是的，孩子如果干出那样的事情，家人是不会的。
阿妈说，这也是一段。据老人们讲，在你伯父十岁左右时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借宿的僧人，这僧人骑着高头大马，身穿鲜艳的袈裟，是很高贵的样子。他是几天前参加完内地的一个大型活动返回卢仓寺的时候过这里的。家人看来了僧人，便高兴地请他祈福。念完经后十岁的伯父望着僧人的经卷和银铃久久不忍离去。僧人问他怎么没去念书，他说家里穷没钱去上学。僧人把银铃放到他的手里问愿不愿意到去，他高兴地说愿意。接着僧人看院里还跑着一个七岁左右的男孩，便对家人说，这个大孩子我带去当我的徒弟怎么样。家人商量了一番后同意了。僧人带孩子临走时还硬是放下了十多块银元。
阿妈说，据说他还是喀巴大师的一个弟弟的后代，在塔尔寺学完经后到遥远的卢仓地区当僧人佛教文化。
知道了这些故事，银吉对卢仓寺的感情更加深了一步，第二天她就和阿妈一起搭上便车去了卢仓寺。卢仓寺的僧人知道是伯父的家人，便热情地接待了她们。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后，岳母嚷嚷着要走，说孩子去了托儿所，自己没事干了反而感到寂寞，再说老家丢下儿子一个人，心里不踏实。这样才罗找便车把她送到了家里。（未完待续）
仓生荣又名拉毛尖措，男，藏族，青海省平安县古城乡沙卡村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近百万字，作品散见于《文学》《民族作家》《青海湖》《青海日报》等报刊，两次荣获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金鼎文学。在2014年在《海南文学》“海南名家”专栏推出了本人的创作简历、重点作品、创作谈以及评论文章。著有文学作品集《缤纷高地》。长篇小说《加琅》。系青海省作协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2013年7月参加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代表团出访俄罗斯进行文化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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