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纪，有些甚至才十七八岁。”
“所以那些房子，才会空着。”
林莉轻声说，“一整个家族的年轻人都走了，老人守着空屋等。等到他们也走后，房子也就彻底空了。”
飞机穿越云层，机舱里安静下来。
每个人都在消化着，这些沉甸甸的数字和故事。
四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槟城国际机场。
热带的风，裹挟着潮湿的热浪，扑面而来。
谭咏麟第一个冲出机舱，深吸一口气：“哇！这就是南洋的味道！有海腥味，还有花香？”
“是鸡蛋花的香味。”
一个温和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众人抬头，只见接机口处，站着一位清瘦的老者。
正是陈文统先生。
他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短袖衬衫，戴着一顶草帽。
手里拿着个旧帆布包，笑容温润得像槟城午后的阳光。
“陈先生！”赵鑫快步上前，恭敬地伸出手。
“赵生，一路辛苦。”
陈文统与众人一一握手，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片刻。
像是在辨认什么，又像是在记住什么。
当看到许鞍华时，他微笑着夸：“许导演，你的《民国》我看得很仔细。祠堂那场戏，林文秀说‘我不是被动地等，是主动选择’，这句话，我在很多南洋老人嘴里听到过。”
许鞍华眼眶一热：“谢谢！陈先生！我们这次，能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能！”
陈文统转身，指向机场外，“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先去酒店安顿，下午，我就带你们去见第一个人。”
“是黄月萍老师吗？”林莉迫不及待地问。
“不。”
陈文统摇摇头，笑容里有些神秘，“黄老师那边，我约了明天上午。今天下午，我们先去拜访一位更特别的‘守屋人’。”
车队驶出机场，沿着海岸线行驶。
槟城的风景，在车窗外铺开：
蔚蓝的海面，白色的沙滩。
殖民风格的老建筑，以及随处可见的、斑驳的中式骑楼。
谭咏麟趴在车窗上，眼睛都不够看了：“那些骑楼好漂亮！可是好多都旧了，”
“旧，是因为屋子主人没了。”
陈文统坐在副驾驶座上，声音平静，“你们看那栋蓝色的。对，就是转角那栋，三层楼，百叶窗都坏了。那就是蔡家的‘蓝屋’。”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去。
那是一栋南洋风格的别墅，外墙原本应该是天蓝色，如今已褪成斑驳的灰蓝。
花园里杂草丛生，高大的凤凰木，却依然开得绚烂。
火红的花朵，从围墙里探出来，像在寂静中燃烧。
“蔡家四个儿子，1938年一起回国。”
陈文统缓缓说道，“老大蔡国雄，牺牲于淞沪会战；老二蔡国豪，牺牲于武汉会战；老三蔡国英，牺牲于滇缅公路；最小的蔡国维，牺牲于重庆空战。四个儿子，没有一个活过二十五岁。”
车内沉默无言，仿若一场迟来的悼念。
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海浪拍岸的遥远回响。
“那他们的父母呢？”邓丽君轻声问，声音有些发颤。
“父亲蔡老先生，于1944年病逝。母亲蔡老太太，撑到1945年日本投降，当天晚上，在客厅里的摇椅上听着广播，安静地走了。”
陈文统顿了顿，“从那以后，这房子就再没人居住。只有一个老管家，姓周，今年八十七岁，每周会来打扫一次。他守着这间房子，一守就是四十年。”
“所以今天下午，”
赵鑫明白了，“我们是去见周伯？”
“对。”
陈文统点头，“周伯年轻时，是蔡家的司机，后来做了管家。蔡家四个儿子，都是他看着长大的。他说有些故事，如果他不讲，就真的没人知道了。”
酒店安顿好后，下午三点，车队来到蓝屋门前。
周伯已经等在门口。
他是个瘦小的老人，背微驼。
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拄着拐杖。
看到陈文统，他咧嘴笑着打招呼，露出稀疏的牙齿：“陈先生，您来了。”
“周伯，这些都是香港来的朋友。”
陈文统介绍道，“他们想听听蔡家的故事。”
周伯的目光，温和地掠过。
当看到许鞍华、钱深、林莉手里的录音机和笔记本时。
他点点头：“进来吧。屋里闷热，我泡了凉茶。”
蓝屋的内部，比外面看起来更加破败。
柚木地板，早已失去光泽。
天花板的吊扇，虽无灰尘，但也掩不住时光的陈旧。
客厅里，摆着一套藤制家具，上面盖着白布。
整栋房子，除异常整洁外，与想象中的空屋无异。
没有蜘蛛网，没有厚厚的积尘。
有人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时间停止的那一刻。
“我每周都来！”
周伯仿佛看出了众人的疑惑。
轻声说，“擦擦灰，扫扫地。老太太走的时候说，‘阿周，这屋子要留着，等孩子们回来’。我说好，我就留着。”
他在藤椅上坐下，示意众人也坐。
林莉轻轻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
“蔡家四个儿子，都是好孩子。”
周伯的声音沙哑，像从老旧的唱片里，流淌出来的旋律。
“老大国雄最稳重，走之前把家里的账本都理清了；老二国豪最爱笑，吉他弹得好，常在后院弹《月光光》哄弟弟睡觉；老三国英最聪明，念书最好；老四国维，”
他顿了顿，眼睛望向窗外那棵凤凰木。
“国维最小，也最调皮。但他心最软。走之前那晚，他跑到我屋里，塞给我一包钱，说‘周伯，这钱给你养老。我一定回来，到时候给你盖新房子’。”
周伯从怀里，掏出一个旧手帕包。
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早已泛黄的钞票。
“这钱，我一分没动。”
老人说，“我等他回来，亲自还给他。”
许鞍华的眼泪，无声滑落。
她努力稳住声音：“周伯，陈先生说，国维有一封没写完的信，和一首没完成的歌，”
“在楼上。”
周伯颤巍巍地站起来，“在国维的房间里。四十年了，我每周都去擦那个桌子，但从来不敢动上面的东西。你们跟我来。”
二楼，最里面的房间。
推开门，时间仿佛凝固在1941年。
单人床上铺着素色床单，书桌上摆着钢笔、墨水。
还有一本摊开的笔记本。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地图，窗台上放着一盆，无法分辨枯萎的盆栽。
书桌正中央，压着一个浅蓝色的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