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家辉点头，“那就和阿鑫说说修改剧本。而且音乐上也要区分，蔡国维填词的那段，用最简单的民谣吉他伴奏，突出‘业余感’。黄月萍续写的八小节，用钢琴，突出‘专业感’。两个人的爱，就在这种‘业余’与‘专业’的对话里。”
“好！”
黄沾一拍桌子，又想起什么，“对了阿鑫，大陆评委三位，你挑的人选涉不涉及敏感人士？”
“谢晋、成荫、凌子风。”
赵鑫端着餐盘走过来，“谢晋刚凭《啊！摇篮》获百花奖，正筹备《天云山传奇》；凌子风代表延安电影传统，作品多次亮相国际；成荫作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联结教育与实践。三人都经历过特殊时期，更懂得艺术独立的价值。”
“可他们会愿意吗？”许鞍华问。
“我让许唯正教授去联系。”
赵鑫坐下，“谢导如果知道金像奖的宗旨，应该会感兴趣。毕竟，这是一个不看政治立场，只看艺术表达的舞台。”
下午两点，第二个意外来了。
不是电话，是人。
侯孝贤拎着个旧旅行袋，站在清水湾片场门口。
三十三岁的台湾导演。
瘦，黑。
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夹克。
眼睛很亮，像一直在观察什么。
“赵先生？”
他普通话带闽南口音，“我是侯孝贤。李行导演让我来的。”
赵鑫迎上去：“侯导，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可以安排接机。”
“不用麻烦。”
侯孝贤笑了笑，笑容有些腼腆，“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们说的金像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跟着赵鑫走进片场，眼睛四处打量。
路过《魔剑侠情》片场时，他停住脚步。
看着狄龙和尔冬升，在空中对打。
看了足足三分钟。
“侯导对武侠片有兴趣？”赵鑫问。
“有兴趣。”
侯孝贤说，“但不是打斗。是那些侠客，为什么而打？为钱？为名？还是为别的什么？”
他顿了顿：“我在准备一个新片，《风柜来的人》。讲澎湖一群无所事事的少年。他们不打斗，但心里有架要打，跟贫穷打，跟迷茫打，跟不知道去哪儿的未来打。”
赵鑫眼睛亮了：“这才是真正的‘武侠’。”
“所以我想，”
侯孝贤转头看他，“金像奖如果真的像你们说的，不看票房看表达，那《风柜来的人》这种片子，有机会吗？”
“有。”
赵鑫毫不犹豫，“而且评审团里，需要有您这样的导演。因为您看到的东西，很多人看不到。”
他把侯孝贤带到会议室，摊开评审章程。
侯孝贤看得很仔细，逐字逐句。
看完后，他沉默了很久。
“赵先生，”
他终于开口，“这个奖，台湾不会让它顺利办的。”
“我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如果现在不做，十年后、二十年后，香港电影，就会只剩一种样子，怎么赚钱怎么来。”赵鑫直视他，“侯导，您愿意十年后，华语电影只剩下武侠、恐怖、喜剧吗？”
侯孝贤摇头。
“我也不愿意。”
赵鑫说，“所以我们要建一个门槛。不是商业门槛，是艺术门槛、文化门槛。告诉所有人：想拿金像奖？可以，但请拿出点真东西。不是炫技，不是煽情，是真正看见人，看见时代，看见我们脚下这块土地。”
侯孝贤盯着章程，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我需要时间考虑。”
他说，“但我可以先答应一件事，《风柜来的人》拍完后，第一个报金像奖。”
“谢谢！”
赵鑫伸出手，“欢迎来到香港。”
傍晚，侯孝贤离开后，赵鑫收到一份传真。
来自北京。
谢晋导演的回信，只有两行字：
“章程阅悉。艺术当有独立品格，电影当有文化担当。愿共勉。谢晋。”
许鞍华拿着传真，不确定的问：“谢导这是，答应了？”
“答应了。”
赵鑫长长舒了口气，“大陆三席，齐了。”
晚上七点，周伯的追思会，在蓝屋举行。
陈文统从槟城打来电话，描述那场简单却庄重的仪式：
“来了三十多人，都是周伯这些年帮助过的街坊。没有披麻戴孝，大家穿着素衣，在蓝屋前默哀三分钟。然后黄月萍老师弹了《月光光》，用的是蔡国维那架调哑的钢琴，她说，‘今天让它出声，送周伯一程’。”
电话那头，能听见隐约的钢琴声。
陈文统继续说：“弹完后，我们按周伯遗愿，把他葬在蔡家四兄弟衣冠冢旁边。墓碑上只写‘守屋人周阿福，1920-1980’。下葬时，那棵凤凰木真的落了几片叶子，红红的，像花瓣。”
赵鑫握着电话，闭上眼睛。
“陈先生，周伯那笔钱，我们收到了。会全部用于金像奖的‘新人扶持基金’，专门资助年轻导演，拍第一部作品。”
“好。”
陈文统声音有些哽咽，“周伯会高兴的。他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读过书，看不懂电影。但他总说，‘后生仔们能拍，能唱，能记住，就好’。”
挂掉电话后，赵鑫走到录音棚。
顾家辉和黄沾，还在工作。
但今天他们没写歌，在整理一份清单。
“这是什么？”赵鑫问。
“南洋民谣采风计划。”
顾家辉推了推眼镜，“邓丽君下个月去槟城，我们想让她，系统收集那些快要失传的老调子。不是改编，是原样记录。录成声音档案，存进新加坡那个资料馆。”
黄沾补充：“我们算过了，南洋各地，至少有二百多种华人民谣变体，会唱的老人平均年龄七十五岁。再不做，就真的没了。”
赵鑫看着那份密密麻麻的清单，忽然想起陈伯说的那句话：
“文化像火种，你得有人传，有地方烧，有钱添柴。”
现在，传火的人有了，烧火的地方有了，柴呢？
“预算多少？”他问。
“全部录完，大概要五十万。”
顾家辉说，“耗时两年。”
“批。”
赵鑫说，“从《民国》的海外票房里出。这笔钱，花得值。”
深夜，赵鑫独自站在片场，最高那栋楼的屋顶。
1980年的香港夜景，在脚下铺开。
东边是邵氏片场的灯火，西边是嘉禾的招牌，北边是TVB的电视塔，南边是即将完工的红馆。
这是一个娱乐帝国，每天生产着无尽的梦幻。
而他，要在这个帝国里，建一座纪念碑。
不是石头的，是由制度构建而成的碑。
金像奖是第一步，声音档案是第二步，南洋三部曲是第三步。
每一步，都在回答那个问题：
华语文化，除了赚钱，还能做什么？
桌上电话又响起，是林青霞。
“阿鑫，还在片场？”
“嗯。你怎么还没睡？”
“刚看完《民国》在台北的首映报告。”
林青霞声音温柔，“观众里有很多南洋华侨的后代，散场后不肯走，围着放映员，问能不能再看一遍。他们说，电影里那些画面，和他们祖父讲的一模一样。”
赵鑫握紧电话：“青霞，你说我们做的这些，有意义吗？”
“有。”
林青霞说得很肯定，“阿鑫，我演了这么多年戏，第一次觉得，电影真的可以改变一些东西。不是改变世界，是改变看世界的方式。”
她顿了顿：“台北这边，已经有人，在打听《槟城空屋》的拍摄进度了。他们不是记者，是普通观众。这说明，你们打开了一扇门，门后面有很多人等着进来。”
赵鑫抬头，夜空依然看不见星星。
但他知道，那些星光就在云层之上。
就像那些被遗忘的故事，就在历史深处。
等待有人，去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