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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文学 > 秣马残唐 > 第404章 北上之旅

第404章 北上之旅

    庐州林家的回书尚在路上,豫章城内的婚事筹备已悄然铺开。

    清晨的节度使府,天色还没大亮,崔蓉蓉领着几个管事仆妇,已经动手收拾节度使府东偏院的旧屋了。

    该换的帐幔换了,该刷的墙壁刷了,连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都修剪了一番。

    崔莺莺没多过问,只交代了一句“一应用度不可寒酸,从公库支度”,便再没提。

    刘靖本想亲自过问几句,被崔蓉蓉挡了回去:“这是后院的事,节帅管好前头就成。”

    刘靖讨了个没趣,倒也识相地缩回了前院。

    他手头的事确实多得堆成了山。

    伐楚在即,粮秣调拨、兵员整训、水师操演、火药储备……每一桩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

    婚事,只能交给后院。

    而就在这段难得的间隙里,一支不起眼的车队,正从虔州地界一路北上,悄然踏入了抚州。

    ……

    谭全播坐在马车里,掀开半边布帘,打量着官道两旁的田野。

    他跟了卢光稠大半辈子,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可这一路行来,他的眉头就没松开过。

    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意外。

    出虔州地界时,他特意选了条偏僻的乡间小路。

    按照以往的经验,越偏僻的地方,官府的手越伸不到,胥吏越跋扈,百姓越凄苦。

    虔州便是如此。

    卢光稠治虔十余年,州城治理得尚算清明,可出了城,下头各县的胥吏便无法无天了。

    催税时大斗重秤是小事,逼得佃户卖儿卖女的也不鲜见。

    卢光稠不是不知道,是管不过来。

    一个虔州六县,光靠几个心腹盯着,哪里盯得住?

    可眼下这条抚州乡间小路上,谭全播看到了一件让他觉得不真实的事。

    田埂上站着两个穿短褐的胥吏,手里拿着丈竿和炭条,正弯着腰量地。

    一个蹲在地头记数,一个拉着绳子丈量,旁边还竖着一块木牌,上头用炭笔歪歪扭扭写着“官丈第三日,临水乡王家坡”。

    量地的胥吏满头大汗,量完一段便冲田埂上看热闹的农户喊一声:“王三哥,你家北边那块到溪沟为止,一亩六十步,没错吧?”

    农户搓着手憨笑:“没错没错,劳烦官人了。”

    胥吏摆手:“别叫官人,叫一声公差就行。赶紧回去备好户牒,明儿到县里换新公验,免得赶不上减税的期限。”

    谭全播放下帘子,闭了闭眼。

    若是在虔州,这般丈量田亩的差事,胥吏们恨不得拖上三五个月。

    拖得越久,上下其手的机会越多。

    多量几步算你的,少量几步算我的。

    田界怎么划、地力怎么定,全在胥吏一张嘴。

    至于那块公示木牌?

    笑话,谁会把丈量进度公示给泥腿子看?

    可这里的胥吏不一样。

    干活干得热火朝天不说,态度竟还算得上客气。

    更要紧的是,那块公示木牌。

    谭全播在心里默默盘算——这意味着丈量数据是可以被核查的。

    任何一个识字的百姓,都能对照木牌上的记录去县衙查账。

    胥吏想做手脚?

    难。

    太难了。

    他又想到另一个问题:这些胥吏为什么干劲这么足?

    在虔州,胥吏们的收入全靠“法外暗利”。

    盘剥百姓、上下其手、科敛需索。

    丈量田亩是他们的发财路子,凭什么拱手让出来?

    除非……

    刘靖给了他们一条新的活路。

    日报上登过,刘靖在治下推行了锁厅试,允许底层胥吏通过考核转为正式官身。

    这意味着胥吏不再是永远被人踩在脚底下的蝼蚁,而是有了翻身的机会。

    为了这个机会,他们不仅不敢贪,反而要拼了命地干出政绩。

    因为干得好,能升官。

    干得差,或者被人举报贪墨,结局可想而知。

    重赏悬于前,严刑随于后。

    这手段,虔州学不来。

    不是学不会,是没那个法度去支撑。

    谭全播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吐出来。

    ……

    马车继续北行,在一个渡口处停下换乘。

    渡口不大,却颇为热闹。除了过河的行人与牛马,码头上还泊着七八条商船,船身吃水颇深,看样子装了不少货物。

    谭全播注意到,其中三条船的桅杆上挂着一面统一的三角小旗——玄底红边,正中绣着一个“宁”字。

    “那是什么旗?”

    他随口问引路的随从。

    随从打听了一圈回来,说那是宁国军的“官认旗”。

    挂了这面旗的商船,沿赣水行驶只需在出发地缴纳一次过税,沿途巡检司一律放行,不再重复盘剥。

    谭全播愣了一下。

    只收一次?

    在虔州,赣水上游大大小小的渡口关卡少说有二十几个。

    每过一个,都要被盘剥一道:过税、津税、落地钱、常例钱……

    有些干脆就是地方豪强私设的卡子,连官府的印章都懒得盖,直接拿刀子说话。

    商船十过九亏,跑一趟赣水跟过一遍鬼门关差不多。

    可在刘靖的地盘上,一面认旗、一次税款,畅通无阻。

    谭全播没再问。

    他走到码头边上,假装等船,实则在打量那块立在岸边的木牌。

    木牌有半人多高,上面用工整的楷书写着三行字——

    “本月粮价:粳米一石七百二十文。”

    “官盐:每斤四十五文。”

    “粗布:每匹一百六十文。”

    木牌旁边的墙上还贴着一张皱巴巴的旧报纸——是昨日的日报,被人用浆糊歪歪扭扭地贴上去,边角都翘了。

    但报纸前围了三四个人。

    一个穿旧青袍的老儒生正摇头晃脑地念报,声音不大,但足够让身边几个赤脚的船工听清楚。念到“摊丁入亩、按地收税”那一段时,一个船工插嘴问了句:“先生,啥叫按地收税?俺家没地,是不是就不用交了?”

    老儒生笑了笑:“照报上说的,无地者免税。”

    船工瞪大了眼,嘴巴张了张,半天蹦出一句:“乖乖……”

    谭全播站在旁边,面无表情。

    但他的手指在袖子里攥紧了。

    这就是报纸的力量。

    一张薄薄的纸,印上几千个字,贴到码头的墙上,就能让一个大字不识的船工知道——什么叫摊丁入亩。

    虔州连这个都做不到。

    别说报纸了,虔州的老百姓连官府贴的告示都看不懂——因为告示是用文言写的,佶屈聱牙,普通人根本读不通。

    可刘靖的报纸不一样。

    谭全播仔细看过,日报上的文章用的是半白话,掺着官话和俚语,念出来像是有人在你耳朵边说话一样。

    哪怕不识字,听人念一遍也能听个七七八八。

    更要紧的是——有人专门“念报”。

    谭全播方才看到的那个老儒生,多半就是靠念报赚几个铜钱糊口的落魄文人。

    他在码头上念,船工们围着听,听完了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

    不出几个时辰,整个渡口的人就全知道了。

    刘靖的政令,就这么一层一层地渗下去。

    渗到泥腿子的耳朵里。

    渗到庄稼汉的心坎里。

    比任何官府的五百里加急都快。

    比任何州府的皂吏下乡催税都有用。

    谭全播忽然想起卢光稠前年冬天在虔州推行“减租令”的事。

    政令发出去了,县里也贴了告示。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胥吏们阳奉阴违,豪强们装聋作哑,佃户们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

    卢光稠气得在刺史府拍桌子,问谭全播:“令出了一个月,为什么南康县的租子一文没少?”

    谭全播当时没有回答。

    因为他知道答案——令是出了,但没有人替你把令送到百姓耳朵里。

    而刘靖有报纸。

    谭全播望着码头上那张皱巴巴的旧报纸,久久无言。

    ……

    渡口对岸,车队换了骡马继续北行。

    经过一个叫石桥铺的小镇时,谭全播听到路边传来一阵骂声。

    他掀帘看去,只见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蹲在路边的矮墙下,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吏服,正对着空气破口大骂。

    “……断老子的饭碗!我给朝廷办了二十年差,说撤就撤,天理何在!刘靖算什么东西?一个外来的军汉,凭什么……”

    骂声很大,引得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

    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搭理他。

    几个挑担子的农夫经过时,甚至冷笑了一声。

    其中一个低声嘟囔了句什么,另一个“嗤”了一声,两人加快脚步走了。

    谭全播目送那个被革职的旧胥吏骂了一阵,嗓子哑了,缩在墙角里抱着脑袋发呆。

    他静静地看着这一幕,苍老的眼眸里闪过一丝深思。

    在虔州管了半辈子政务,他太清楚这些底层胥吏是什么德行了。

    往日里,这些人穿着公服走在街上,哪个百姓见了不是点头哈腰、避之不及?

    如今脱了那身皮,竟连个驻足听他诉苦、施舍半点同情的人都没有。

    谭全播放下帘子,闭了闭眼。

    他在脑海中将这几日的见闻飞速串,再到眼前这个破口大骂却无人理睬的旧吏。

    一个令人心惊的推论在他心中渐渐成型。

    这比一片歌功颂德更可怕。

    刘靖推行新政,断了那么多人的财路,怎么可能没有反对者?眼前这旧吏便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可刘靖高明就高明在,他根本不需要动用大军去镇压这些反对的声音。他只是把实实在在的活路给了底层的泥腿子,就把人心彻底收拢了。

    结果便是,那些被新政踢出局的旧势力、反对者,就这么被百姓的冷漠彻底孤立了。

    因为百姓心里有一杆秤。

    谁让他们吃饱饭,他们就站谁。

    ……

    车队在临川县城外的馆驿落脚时,天色将暮。

    谭全播正让随从去打水洗尘,忽然听见街对面吵嚷声大作。

    他走到馆驿门口一看,县衙门前黑压压围了一群人。

    打头的是几个锦袍豪绅,身后跟着各家的管事、庄头,加起来少说也有七八十号人。

    领头那位挺着肚子,扯着嗓子在衙门口骂骂咧咧,无非是“刘节帅不讲道理”“祖宗传下来的田地凭什么重量”“小小县令也敢欺到老夫头上”之类的话。

    正闹着,县衙大门从里头打开。

    一个穿绿袍的年轻县令负手而出,面无表情,身后跟着两排手执大杖的皂吏。

    那县令也不废话,只说了一句:“散了。再闹,以‘抗拒官府’论处。”

    锦袍豪绅还想梗脖子,身后的皂吏已经举起了大杖。

    一阵噼里啪啦的棍棒声中,七八十号人被打得抱头鼠窜,连滚带爬地逃出了衙门口。

    谭全播靠在门框上,目送那群锦袍豪绅如丧家之犬般四散奔逃,嘴角微微抽了一下。

    他转头问馆驿的驿丞:“这是怎么回事?”

    驿丞是个四十来岁的老吏,笑着答道:“嗨,没什么大事。节帅在治下推行摊丁入亩,按地收税嘛。这些大户原先藏了不少隐田,如今一清丈全露了馅,自然不乐意。隔三岔五就来衙门口闹一场。”

    “闹了有用?”

    “有个屁用。”

    驿丞嘿嘿一笑,“县令是节帅亲简的制科出身,铁板一块。上头有节度府撑腰,下头有日报盯着,谁敢给这些大户通风报信?”

    “去年倒是有个税吏收了好处帮着做假账,第二天就被锁拿下狱了。从那以后,谁还敢?”

    谭全播没再问。

    他慢慢走回房间,在窗前坐了很久。

    震撼他的不是摊丁入亩本身。

    这事他早就知道了。

    虔州的商队每个月都会带几份日报回来,上头白纸黑字写着刘靖的新政:摊丁入亩、并税为一、废除苛捐杂税、官定粮价收粮……

    每一条,谭全播都仔仔细细研读过。

    说句心里话,他佩服。

    这些政令若能真正推行,确实是利国利民的良法。

    可问题是——推行。

    自古以来,朝廷颁布的良法多了去了,有几条真正执行下来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世家大族的手段多得是:煽动佃户闹事、收买胥吏阴奉阳违、联合豪右抱团抵制、暗中制造民变嫁祸官府……

    哪一条不比“聚众闹衙”高明十倍?

    可眼下这些抚州的大户豪右,居然沦落到了跑去衙门口撒泼打滚的地步。

    这手段已经不是高明不高明的问题了。

    这是蠢到了极致。

    蠢到引人发笑。

    但正因如此,才最令人心惊。

    因为这说明一件事——

    他们别的法子,全部失效了。

    煽动百姓?百姓巴不得赶紧丈量分田,谁听你煽动?

    收买胥吏?胥吏被节度府的考功法和邸报盯得死死的,一个个比兔子还乖,谁敢伸手?

    联合豪右?头一个冒头的就被抄家充公,谁还敢出头?

    到最后,堂堂几十家大户,竟只剩下“跑到衙门口骂街”这一个法子。

    而这个法子的下场,也不过是被皂吏用大杖打出去而已。

    谭全播长长吐了一口气。

    刘靖治下的手段,当真叫人叹服。

    不是叹服他有多狠——狠的人多了去了,朱温比他狠十倍,天下照样大乱。

    叹服的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堵死了。

    从上到下,从官到吏,从报纸到法令,从粮价到税制……环环相扣,密不透风。

    世家大族引以为傲的那张关系网,在这套法度面前,跟蛛网一样脆弱。

    一戳就破。

    ……

    第二日清晨,车队由陆路转水路,沿赣水北上。

    越往豫章走,两岸的景象就越教谭全播沉默。

    村落整齐,炊烟袅袅。

    水田里的禾苗绿油油的,田埂上偶尔有牧童赶着水牛慢悠悠地走过,远处传来几声鸡鸣犬吠。

    这景象放在太平年月不算什么。

    可这是乱世。

    天下烽烟四起,饿殍遍野。

    北面朱温杀得人头滚滚,西面马殷的兵吃人肉,东面徐温的刀架在淮南百姓脖子上。

    偏偏这一片地方,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

    谭全播在虔州待了十几年,卢光稠治下已算得上乱世中难得的一块净土。

    可跟刘靖的地盘一比,差距肉眼可见。

    最明显的是百姓的精气神。

    这里的百姓脸上有光。

    不是那种吃饱喝足的红光满面,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踏实劲儿。

    田间劳作的农夫弯腰插秧,偶尔直起腰来擦把汗,脸上竟会露出一抹笑意。

    笑。

    谭全播在心里反复嚼着这个字。

    在虔州,在天底下绝大多数地方,农户的脸上是看不到笑的。

    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每日睁眼便是劳作与果腹,合眼便是明日的忧愁。

    他忽然想起去年秋收时的一件事。

    那天他路过虔州南康县,在一个叫黄泥坳的村子里歇脚。

    村口的大榕树下,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农坐在田埂上,肩膀一抽一抽地哭。

    谭全播以为他家遭了什么祸事,走过去一问,才知道——不是歉收。

    恰恰是丰收。

    老农哭着说:“先生,今年打了六石粮,按说该高兴吧?可交完田税、户钱、杂课、乡里的摊派,再扣掉去年欠里正那笔重息钱……落到碗里的,连两石都不到。”

    六石粮,剩不到两石。

    谭全播当时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个老农佝偻的背影,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个例。

    这是虔州六县、天底下大多数州府的常态。

    丰年反而比荒年更让人绝望。

    收成越多,税越重。

    大斗重秤、雀鼠耗损、地头蛇的孝敬……

    层层盘剥下来,种地的人拼了一年的命,到头来还是饿肚子。

    丰年与荒年,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多饿一顿少饿一顿的区别。

    谁还笑得出来?

    可刘靖治下不同。

    摊丁入亩,按地收税,无地者不纳粮。

    官定粮价收粮,不许胥吏大斗重秤。

    足陌实收,连零头都替百姓抹了。

    收成多少,落到碗里便是多少。

    种地的人,终于能靠种地活下去了。

    所以他们笑得出来。

    谭全播靠在船舷上,望着两岸缓缓退去的青山绿水,良久无言。

    半晌,他身旁的随从小声问:“先生,咱们使君治虔,也算是仁政了吧?”

    谭全播没有回头。

    “算。”

    他淡淡说了一句。

    “只不过仁政也分高下。”

    随从不敢再问。

    谭全播也不想再说。

    有些话,说出来太伤人。

    但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卢光稠的仁政,是“不作恶”。而刘靖的仁政,是“造活路”。

    不作恶与造活路之间,云泥之别。

    ……

    船行半日,经过一个名叫丰城的小县。

    谭全播本无意停留,但随从去岸上买水时带回了一个消息——丰城县正逢五日一次的草市。

    谭全播来了兴致。

    一个地方的草市,最能看出这里的真实底色。

    他换了身普通的褐布衫,带上两个随从,上岸转了一圈。

    草市设在城南门外的一片空地上,面积不大,但摊子挤挤挨挨,少说也有百来个。

    卖米的、卖盐的、卖布的、卖农具的、卖草鞋的、卖陶罐的……

    甚至还有一个卖饧糖的老汉,面前围了一圈流口水的小娃娃。

    谭全播注意到几个细节。

    第一,粮价。

    几个米摊上都挂着小木牌,标着价:粳米一斗七十二文,糙米一斗五十五文。

    跟渡口上那块公示牌的数目完全对得上。

    在虔州的草市,粮价是由粮商说了算的。

    今天七十文一斗,明天八十文,后天如果传来什么兵灾的消息,一夜之间能涨到一百二。

    而官府定的“平粜价”,从来就是个笑话,贴在墙上好看罢了。

    可在这里,粮价像是被一只无形的铁钳死死锁住了。

    不许涨,也不许跌。

    谁敢乱来,头顶上那块公示牌就是铁证。

    第二,秤。

    每个摊子上用的秤,秤杆上都烙着一个小小的“官”字印。

    谭全播暗暗咋舌。

    官制统一度量衡,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登天。

    虔州推行了三年,到现在还是一团浆糊。

    县城里的秤跟乡下的秤差着二两不止,更别提那些私造的“大斗重秤”了。

    可刘靖做到了。

    从码头到草市,从县城到乡镇,同一把秤,同一个星花。

    第三,也是最让谭全播意外的——草市上有一个“公断棚”。

    棚子搭得简陋,两根木柱撑一片草顶,底下坐着一个穿青衫的年轻书吏,面前摆着笔墨和一叠公文纸。

    谭全播走近了看,只见一个卖布的妇人正跟一个赊账不还的买主吵架。

    那书吏听了两边的说辞,翻了翻簿册,当场判定买主须在三日内补齐货款,否则报县衙追缴。

    买主讪讪地走了。

    妇人千恩万谢。

    谭全播站在一旁,默默看完了全程。

    草市上的公断棚。

    这意味着官府的威令已经深入到了最底层的集市交易中。

    老百姓买卖有了纠纷,不用上县衙打官司——那对普通人来说等于是送羊入虎口——而是就地解决,当场有人管。

    管得住集市,就管得住人心。

    谭全播又在心里默默记了一笔。

    转了一圈,他上船继续北行。

    心里的那本账,越记越厚。

    ……

    五月初二,车队抵达豫章郡。

    谭全播在城南码头登岸。

    还没下船,他就被码头上的阵仗压了一头。

    赣水上百舸争流,码头上人声鼎沸。

    脚夫力工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卸货的、装船的、搬运的、吆喝的,忙而不乱。

    谭全播注意到,码头上有专门的泊位字号——用朱漆在石壁上刷了字号,每个泊位前都立着一根竹竿,上头挂着一面小旗标明“客船”“商船”“官船”的字样。

    连泊船的位置都有规矩。

    下了船,进城。

    城门处排了一溜等着验查的行人车马。谭全播的车队也在其中。

    守门的兵卒只有两人,穿着统一的铁灰色短褐,腰挎横刀,面色严整。

    验查的过程出乎谭全播的意料——快得很。

    兵卒只看了一眼公验上的印鉴,又对照了随从的人数与车马,便挥手放行。

    全程没有翻行李,没有索要常例钱,甚至连多余的话都没有。

    末了,其中一个兵卒客气地指了指城内的方向:“馆驿在东大街,直走到头右拐便是。先生若有不认得路的地方,沿街问巡街的弟兄就行。”

    谭全播拱手道了谢,上了马车。

    车帘放下后,他在心里默默记了一笔。

    这种军纪,比虔州的亲兵营都强。

    虔州的城门守卒,见了外地来的商旅,不刮一层油下来是绝不松手的。

    尤其是年节前后,守门的军汉简直跟路匪没什么两样。

    卢光稠骂了多少回都没用。

    因为骂归骂,他总不能把自己的兵卒都砍了。

    可刘靖的兵,显然不存在这个问题。

    车队沿东大街缓缓行驶。

    谭全播掀帘打量着街面上的景象。

    行人络绎不绝,挑担的、赶车的、摆摊的、吆喝的……嘈杂中透着一股蓬勃的生气。

    巡街的兵卒三人一组,腰挎横刀,步伐整齐。每隔一条街便有一组,既不扰民,也不懈怠。

    谭全播的目光在这些兵卒身上多停留了几息。

    甲胄齐整,精神饱满,眼神锐利。

    这不是那种混日子吃军饷的散卒游勇。

    这是见过血的。

    车队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谭全播忽然让随从停车。

    路口立着一块石碑,约半人多高,碑面朝南,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谭全播下车,走到碑前细看。

    碑首刻着“安义坊清丈碑”五个大字,下面是一排排整齐的数目——

    “安义坊王家:水田三亩一百四十步,旱地一亩五十步,应纳秋粮……”

    “安义坊陈家:水田七亩二十步,旱地三亩……”

    逐户逐亩,清清楚楚。

    碑前围了几个百姓在看。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指着碑上某一行,扯着旁边的媳妇说:“看到没?白纸黑字刻在石头上,谁也赖不掉!”

    “上回张家那个黑心肝的还说官府量错了,呸!石碑上写得明明白白,他家那三十亩全是隐田,活该交税!”

    媳妇连连点头。

    谭全播在碑前站了很久。

    刻在石头上。

    这比贴在墙上的告示可信一万倍。

    纸会烂、会被撕、会被人偷偷换掉。可石碑立在这儿,风吹雨打也磨不掉。

    百姓信的是什么?

    信的是“赖不掉”这三个字。

    谭全播转身上车。

    马车继续前行,经过城北时,他隔着围墙听到一阵整齐的操练声——刀枪撞击声、号令声、脚步声,节奏沉稳有力。

    但夹杂在操练声中的,还有另一种声音。

    念书声。

    谭全播一愣,侧耳细听。

    确实是念书声。几十个粗犷的嗓子齐声诵读,声音参差不齐,像一群鸭子在叫。

    念的似乎不是经书,而是数目——“三七二十一、三八二十四……”

    他困惑地问引路的差役:“那是什么地方?”

    差役闻言,脚下的步子微微一顿,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

    他转过头,那双原本看似木讷的眼底,竟隐隐闪过一抹异样的精芒。

    他看着谭全播,语气里带着几分寻常州县公差绝不会有的傲气:“回先生的话,那是咱们节帅办的‘讲武堂’。宁国军的武将,不光要练武,还得学认字、学算学。”

    谭全播愣了片刻。

    一支识字的军队,跟一支目不识丁的军队,完全不是一回事。

    识字的将领能看懂军令、能核对粮册、能识别地图上的山川河流。

    不识字的将领只能靠传令兵口耳相传,传一遍走样一遍,到了战场上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虔州的牙兵里,能写自己名字的不超过十个。

    谭全播又在心里记了一笔。

    ……

    车队入城后,径直去了馆驿。

    驿丞接了名刺,态度恭谨但并不谄媚。

    安排食宿妥当后,谭全播取出一份贺帖,交予驿丞。

    “烦请代为呈递节度使府。虔州谭全播,受虔州使君之托,恭贺节帅喜添麟儿,特来拜谒。”

    驿丞接了帖子,应声而去。

    晚饭送到了客舍。

    一碗白米饭,一碟水瀹时蔬,一碗赣江鲫鱼汤,外加一小碟腌笋。

    不算丰盛,但干净齐整。

    饭碗是统一的青瓷粗碗,米粒颗颗分明,鱼汤熬得奶白,热气腾腾。

    谭全播吃了两口,叫住了送饭的驿卒。

    “这是专门给外使备的,还是你们馆驿日常的伙食?”

    驿卒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笑嘻嘻地答:“回先生话,日常就这样。节度府有规矩,馆驿伙食‘管饱不管撑’,费用从公库走,每月由支度司核查。多了反而要被查账呢。”

    谭全播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管饱不管撑。

    六个字,把分寸拿捏得刚刚好。

    不铺张浪费,说明上头管得严;但也不克扣寒酸,说明对客人有起码的尊重。

    谭全播在虔州的驿馆里住过。

    那些地方,要么是杯盘狼藉、大吃大喝——钱全花在招待“有用的人”身上;要么是冷锅冷灶、连热水都没有——因为驿丞把驿站的公钱全贪了。

    好与差,全凭驿丞一人的良心。

    可在这里,好与差不看良心,看规矩。

    规矩管着人,人按规矩办事。

    简单粗暴,但有效。

    吃完饭,谭全播走到窗边,看着馆驿院子里的灯笼发呆。

    隔壁院子住了几个人。

    操着北方口音,穿着打扮像是商人,但走路的步子和坐下来时的姿态不太像做买卖的——腰杆挺得太直,眼神太警觉。

    谭全播猜测,多半是北方逃难过来的世家子弟,或者是别家诸侯派来的细作。

    不管是哪种,都说明一件事——

    豫章城正在成为天下人瞩目的焦点。

    他又留意到另一件事。

    隔壁院子的那几个北方人,吃完饭后竟聚在灯下翻看一份报纸。

    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边看边跟同伴低声议论什么,语气里带着压不住的激动。

    谭全播听了几个模模糊糊的词——“科举”“不问出身”“算学”。

    他心中微动。

    北方来的人,在研究刘靖的科举新政。

    这意味着,刘靖那套“糊名誊录、废诗赋考策论”的选才法子,不仅在江南传开了,连北方都已经有人闻风而动,千里迢迢地赶来一探究竟。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天下的人才正在择木而栖。

    谭全播默默关上窗子,在心里又记了一笔。

    这一笔,分量最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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