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襄王十六年（前636年）秋季，中原大地被一层阴沉的乌云笼罩，一场关乎周王室存亡的危机悄然爆发。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因不满兄长继位，再次勾结翟人部落，组建起一支精锐联军，对周王室京师洛邑发起猛烈围攻。翟人骁勇善战，洛邑守军难以抵挡，城池很快被攻破，周襄王被迫带着少数亲信出逃，暂居郑国的汜地（今河南襄城），沦为流亡君主。
周襄王深知，仅凭郑国的力量无法平定叛乱，于是紧急派遣使者前往秦、晋两国，通报周室祸乱，请求两国出兵救援。此时的秦国在秦穆公治理下国力强盛，晋国则在晋文公（重耳）继位后迅速崛起，秦晋两国作为中原诸侯中的核心力量，成为周襄王唯一的希望。
秦穆公二十五年（前635年）初，秦穆公接到周襄王的求援信后，立即做出响应——他深知“尊王攘夷”是提升秦国威望、介入中原事务的绝佳机会。很快，秦穆公亲自率领秦军主力，沿着渭水东进，抵达黄河岸边驻扎，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渡过黄河，护送周襄王回朝复位。
与此同时，晋文公也接到了求援消息。他召集狐偃、赵衰、卜偃等谋士商议对策。狐偃首先进言：“昔年齐桓公凭借‘尊王’成就霸业，如今周襄王蒙难，正是晋国取代齐国、成为诸侯霸主的时机。若我们能抢先出兵救援，不仅能获得周天子的信任，还能在诸侯中树立威望，此乃天赐良机！”晋文公深以为然，但仍有顾虑，于是让卜偃进行占卜，以测吉凶。卜偃通过龟甲占卜，得出“大吉”的结果，认为此次出兵“既能平定周乱，又能奠定晋国霸业”，但也提醒“需防秦国争抢功劳，引发秦晋矛盾”。
晋文公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先礼后兵”——他派人前往秦军大营，面见秦穆公，婉言说道：“晋国与周王室同为姬姓，平定周室叛乱乃是晋国的‘分内之责’。秦公远道而来，辛劳不已，不如由晋国出兵救援，秦国可暂作后援，待事成之后，晋国必与秦国共享功劳。”秦穆公听后，心中自有考量：一方面，秦晋两国刚刚通过“扶持晋文公”建立友好关系，若因争夺“救周之功”引发冲突，得不偿失；另一方面，秦国与周室非同姓，若抢先护送周襄王复位，恐遭其他诸侯非议。权衡之下，秦穆公决定顺水推舟，下令秦军撤兵，将“救周之功”让给晋国。
晋文公见秦军撤兵，立即率领晋军主力渡过黄河，直奔洛邑。晋军士气高昂，作战勇猛，很快便击溃了王子带与翟人的联军，将王子带生擒。为了彻底震慑叛乱势力，晋文公下令将王子带处死，随后亲自护送周襄王返回洛邑，恢复王位。周襄王对晋文公感激涕零，不仅赏赐给晋国大量土地（今河南温县、原阳一带），还正式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而秦穆公虽未直接参与救援，却因“主动退让”赢得了晋文公的好感，秦晋两国的“蜜月关系”得以延续。
同年秋季，秦穆公将战略目光转向南方的楚国。当时，楚国正积极向北扩张，控制了鄀国（今河南淅川一带）等小国，对秦国向东发展构成威胁。为了遏制楚国势力，秦穆公决定与晋文公联手，出兵攻打鄀国的战略要地——商密。楚国得知消息后，立即派遣大夫斗克、屈御寇率领申县、息县的精锐军队，前往商密驻守，试图阻挡秦晋联军的进攻。
秦军在行军途中，经过析邑（今河南内乡一带）时，秦穆公与将领们商议出一条“攻心之计”。他们挑选出一批士兵，让他们假装成被秦军俘虏的析邑百姓，双手被绳索捆绑，由秦军士兵“押解”着向商密进发；同时，秦军特意选择在傍晚时分接近商密，利用夜色掩护，在城外掘地杀牲（牛羊），将写有“盟约”的竹简放在牲畜鲜血之上，营造出“秦军已与斗克、屈御寇暗中结盟”的假象。
商密城中的楚国人看到这一幕，顿时陷入恐慌。他们本就对秦晋联军的实力心存畏惧，如今见“守军将领与秦军结盟”，更是人心惶惶。城内百姓纷纷议论：“析邑已经被秦军占领了，斗克和屈御寇背叛了楚国，我们再抵抗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守城士兵的斗志也瞬间瓦解，纷纷放下武器。最终，商密人向秦军投降，秦穆公顺利占领商密，将斗克、屈御寇囚禁起来，带着俘虏与战利品凯旋回国。经此一役，秦国不仅遏制了楚国势力的扩张，还在诸侯中进一步提升了威望。
秦穆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夏季，中原局势再次变得紧张起来。楚国为了争霸，出兵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文公决定联合秦国、齐国等诸侯，共同对抗楚国。四月初一日戊辰，秦穆公派遣公子小子憖率领秦军精锐，与晋文公、宋成公、齐国大夫归父、崔夭率领的联军会合，驻扎在城濮（今山东濮县南），与楚军形成对峙。
初二日己巳，城濮之战正式爆发。楚军主帅子玉骄傲轻敌，下令楚军全线出击；而晋文公则采取“退避三舍”（兑现昔日对楚王的承诺）的策略，诱敌深入，随后命令联军分兵三路，对楚军发起猛攻。秦军作为联军的重要力量，作战勇猛，在左翼战场击溃了楚军的偏师，为联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最终，楚军大败，子玉被迫自杀。城濮之战的胜利，彻底确立了晋国的霸主地位，而秦国作为“盟友”，也获得了参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资格，进一步融入中原政治体系。
秦穆公二十九年（前631年）夏季，为了巩固反楚联盟、维护中原秩序，秦穆公派遣公子小子憖前往翟泉（位于洛阳城内），与鲁僖公、周王室大夫王子虎、晋国大夫狐偃、宋国大夫公孙固、齐国大夫国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等举行会盟。在会盟中，各国重温了“践土之盟”（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主持的会盟）的盟约，重申“共同抗楚、维护周室权威”的立场；同时，各国还商议了“讨伐郑国”的计划——郑国此前在秦晋与楚国之间摇摆不定，曾一度投靠楚国，如今成为联盟要打击的对象。
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年）九月十日甲午，秦穆公与晋文公亲自率领联军，兵分两路围攻郑国：晋军驻扎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北），秦军驻扎在汜水南岸（今河南荥阳一带），对郑都新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郑国危在旦夕，郑文公急得团团转。此时，郑国大夫佚之狐向郑文公建议：“秦晋两国虽结盟，但并非铁板一块。秦穆公素有雄心，若能派烛之武前往秦营，向秦穆公陈述‘灭郑对秦国无利’的道理，或许能说服秦国撤兵，晋军孤立无援，自然也会退兵。”
烛之武是郑国著名的谋士，虽已年迈，却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趁着夜色，偷偷缒出城墙，来到秦军大营，求见秦穆公。见到秦穆公后，烛之武没有丝毫畏惧，开门见山地说道：“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灭亡已是定局。但灭郑之后，对秦国究竟有何益处？郑国与秦国之间隔着晋国，若郑国灭亡，土地必然被晋国吞并，晋国的势力会因此大增。晋国越强，对秦国的威胁就越大——昔日晋国许诺给秦国的河西之地尚且未完全兑现，如今若再吞并郑国，他日必定会向西侵犯秦国。反之，若秦国保留郑国，让郑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东道主’，秦国使者往来中原，郑国可提供食宿与物资，这对秦国而言，才是真正的益处啊！”
秦穆公听后，陷入沉思。他深知烛之武所言句句在理——灭郑只会让晋国坐收渔利，而保留郑国则能牵制晋国，符合秦国的长远利益。权衡利弊后，秦穆公决定改变策略，与郑国秘密结盟。他当即下令秦军停止攻城，并留下杞子、逢孙、扬孙三位大夫，率领部分秦军协助郑国戍守，以巩固同盟关系；随后，秦穆公亲自率领秦军主力，撤军回国。
晋文公得知秦军撤兵后，心中虽有不满，却也无可奈何——若失去秦国的支持，晋军单独围攻郑国不仅难以取胜，还可能遭到楚国的偷袭。于是，晋文公也下令晋军撤兵。一场眼看就要爆发的灭国之战，因烛之武的“一言之辩”与秦穆公的战略考量，最终以郑国解围告终。
这场围绕郑国的博弈，看似是秦国“临阵倒戈”，实则是秦穆公“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理性选择。它不仅展现了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政治法则，也为日后秦晋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秦国与晋国的“共霸时代”，在这场博弈后逐渐走向终结，而秦国则开始寻找新的战略方向，为日后“称霸西戎”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