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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丨长篇小说“后记”的人与事──贾平凹论之三
有许多隐秘故事、轶闻和婉转的心曲，笔者披览颇感兴味。但也嫌它们杂乱，信息纠缠矛盾，需要挑选甄别后再做叙述。
我发觉贾平凹是一个对中年阶段特别在意的人。他1952年2月生人，到1986年7月在西安静虚村写《浮躁》“序言之二”时，刚满34岁，就已经不安地把自己当中年人来看了：“按商州人的风俗，人生到了三十六岁是一个大关，庆贺仪式犹如新生儿一般，而庆贺三十六岁却并不是在三十六岁那年而在三十五岁生日的那天。明年我将要‘新生’了，所以我更企望我的读者与一个将要过去的我亲吻后而告别”。这年他虚岁35，就提前当36岁过，多少有些夸张矫情。不过遥想他1978年（26岁）初登文坛时的意气风发，而今八年匆匆晃过，超前消费的感便能理解。
九十年代初是他的多事之年。父、母病、妹妹丧夫携子回娘家，离异、单位人事矛盾和等接踵而来。他胆小怕事，不擅长处理复杂人事纠葛，又感创作压力山大，于是便逃到西安附近的耀县、大荔县撰写和修改《废都》。这年他已四十岁了。比起“为赋新词强说愁”的34岁，它真的变得切近沉重了起来。他感叹地写道：“一晃荡，我在城里已经住罢了二十年，但还未写出过一部关于城的小说。”“依我在四十岁的，如果文章是千古的事——文章并不是谁要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它是一段故事，属天地早有了的，只是没有夙命可得到。”又说：“奇才是冬雪夏雷，大才是四季转换，我已是四十岁的人，到了一日不刮脸就面目全非的年纪，不能说头脑不成熟，笔下不流畅，即使一块石头，石头也要生出一层苔衣的”。接着笔锋一转：“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有可以说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药草，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非受尽……我没有儿子，父亲后，我曾说过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现在，该走的未走，不该走的都走了，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上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贾平凹失意的是，人逢中年，可“千古文章”竟未写出，不白来了一遭？暗中思虑，便悲从中来，无法遏制。然而笔者又细揣，贾平凹的境界还不至这么平庸，他身逢在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一座寥廓的舞台正等着他跃马纵横。
果然，这是一个作家之所忧。他原来有更大的胸襟视野和天地。他早在1986年写《浮躁》时就声称：“在这里所写到的商州，它已经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那一块行政区域划分的商州了，它是我虚构的商州”。又说：“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的，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艺术诞生于约束，于。”他的所忧，在1998年6月10日下午写的《高老庄·后记》中也有：“纪之末写完《高老庄》，我已经是很中年的人了。”虽然常有身心憔悴之感，上要养老，下要喂小，还有单位工作，肩膀上扛着一大堆人的脑袋，经常忧心的还是这一生的文学志业：“我中年阶段的世界观就逐渐变化。我曾经在一篇短文里写过这一的话：道被确立之后，德将重新定位。于是，对于文学，我也为我的评判标准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而惊异了。”这惊异是什么呢？他解释道：“我以前阅读《红楼梦》和《楚辞》”，“欣赏的是它们的情调和文笔，是它们的奇思妙想和优美，但我并不理解他们怎么就写出了这样的作品”。他发觉这些并非依靠笨功夫能够得到，它们乃是天造地设的东西。遥想当年他创作引起文学界轰动的长篇小说《浮躁》时，是何等意气风发、自信满满？这会儿又何以忽然沮丧自卑？显然这是他的创作起伏不定的调整期，他与天地融汇一体的独特小说风格还没形成，他远没达到后来那种元气淋漓、八方的境界。但他当时焦急的是：“曹禺二十多岁写成了《雷雨》，张爱玲一出道就完成了她的文学成熟。”他对自己“中年之忧”给出的结论却是：“我们读《红楼梦》，读《西厢记》，读《聊斋志异》，你能感觉那是在编故事吗？你不觉得真真实实有那么一段生活吗？你能认为那是在运用什么技巧吗？”假如说“人才是学成的，怪才是出奇招的，它太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一般，太刻意，气量就狭小，而天才一切都‘蹈大方’，它是整体的，静水深流，看似平和，如水一样，谁都可以进去，进去就淹了，是未为奇而奇。”他相信自己最欣赏的现代中国作家沈从文、张爱玲的写作都在《红楼梦》的长河里，沈从文的湘西系列有《红楼梦》的精髓，张爱玲的作品更是在写《红楼梦》的片段，“《红楼梦》是一座大山”，而“我的写作仅仅是一杯黄土了。”1993年《废都》刚出版时颇有好评，但当听说有人欲它是“当代的《红楼梦》《》”时，他惊恐不安地“立即了。”
我认为贾平凹看古书太多，是他中年忧虑病与问题之根源。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对人生和容易消极的人。因为一般而论，中年体弱多病的人，是会不自禁地想到病老问题的。
在长篇小说“后记”中，最早出现有关病与的言论的还是《废都》。“后记”说自己是个住院“一年多”的病人，当年走访商州时患上乙肝真是飞来之祸：“乙肝是我在一个县上感冒了，去一家小卫生所打柴胡，卫生所只一个针头，给别人打过了，用酒精棉球擦一下，又给另一个患者打，我那时不知道，打了一针柴胡就染上了乙肝，害得我十多年乙肝在身，成了文谈著名的病人。”他特别喜欢拿病说事，皆根源于此。他在《土门后记》中说：遥批他的名字“平”和“凹”是交合体，好像不吉利。但他自嘲说，因生病，反而相信相济，能够在四季转换的不适应中求适应，于是还很侥幸：“我患肝病十余年了，许多比我病得轻的人都去了，我还活着，且渐渐健康，我秘而不宣的医疗法就是转毁为缘，口不臧否人物，多给他人做好事。”他风水，认为，虽在“生活里胆怯，，伏低伏小”，却在相济、跌宕中找到“生病的”。然而又因为读古书、信风水，他对病与更偏向于悲观。他在《复肖云儒信》中告知肝病转好，但又告知“腰日日见粗”和“越发丑陋”。他在《怀念狼后记》里承认：“别人或说这是宿命论，主义，但我却有许多体会。”因为他在社会看病人的恶意眼光中深深触动了自卑感和厌世感，这都在《病相报告后记》中整体性地宣泄了出来，作者恨恨地写道：
乙肝是一种的慢性病，它使我住过了西安市差不多所有的大医院，身体常年是蔫蔫的，更大的是社会的，住院期间你被铁栅栏圈着与隔离，铁栅栏每日还让护工用消毒水洒过，出院了你仍被别人着身体的接触，不吃你的东西，远远地站住和你打招呼。（乙肝病人是人群中的另类，他们惺惺惜惺惺，所以当社会上形成了以友为名的关系网，如战友网，学友网，乡友网，也有了病友网。而病友网总是曾经的乙肝患者。）
我曾经写过《人病》一文，疑惑着到底是我病了还是人们都病了？在此也想着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病呢，嗜好是不是一种病，偏激是不是一种病，还有吝啬，嫉妒，，爱情……
他又从病又联想。在可称做“还乡记体”的《秦腔后记》里，因一次次回故乡棣花镇看到很多人的生与，这种记述就变得愈加强烈了起来：“父亲去世之后，我的长辈们接二连三都去世，和我同辈的人也都老了，日子艰辛使他们的容貌看上去比我能大十岁。也开始在去。”他把分为非正常和自然两种，感叹生命的无常和无助。前者如老家出外打工的男人，一半在铜川下煤窑，在潼关背金矿，“打工的不下十个，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缚一只白公鸡送了回来，多的赔偿一万元，少的不过两千，又全是为了这些赔偿，婆媳打架，纠纷不绝。”后者则如《古炉·后记》说到的：“五十岁后，周围的熟人有些开始，去火葬场的次数增多，而我突然地喜欢在身上装钱了，又瞌睡日渐减少，便知道自己老了。”他认为生命之无常最深邃之处就在于，人对这两种形式都是无法掌握的，这说明不单人是无常茫然的，生命本身也是无常茫然的。正是在这大茫然中，他相信有一种宿命：“这让我有些：难生不是一百年，是二百年，一是现实的日子，一是的日子？甚至还不忘消灭，一方面用儿女来复制自己，一方面靠记忆复原自己？”于是在他这里，在他小说中，生与的界限是暧昧不清的，生就是，而也是生：“每当我过城街的劳务市场，站满了那些粗手粗脚衣衫破烂的年轻农民，总觉得其中有许多人面熟，就猜测他们是我故乡去的父老的托生。”贾平凹写《废都》、《高老庄》、《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和《极花》这二十年，正是因中国城镇化进程而现大规模人口迁徙的历史时期，在候机楼，在高铁站，在大小车站和码头，在凡有人潮涌动喧闹的地方，出站进站，进站出站，生的莫名其妙地，的却在记忆中复活，多少乱离和沧桑，就发生在这位作家的视野、听闻、创作和身边。因此他对的哀、悲悯和困惑不仅是文人的文学的，也是现实的社会的。他的思想，他的小说，就发生在这一历史转折点，就混沌交错和纠结在这一生命的长河里。所以，他看生与的眼光，即是普通人的眼光，也是作家的眼光。是这两种眼光矛盾地揪扯在一起，正是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揪扯，才深深触动了我们的心灵世界。
在生与的观察体验中，他意识到小说创作是一种。是作家在帮助自己，同时也是帮助。在《老生·后记》中，他告知自己的一步步的：“年轻的时候，欢得像只野兔，为了觅食去跑，为了逃生去跑，不为觅食和逃生也去跑，不知疲倦。到了六十岁就沉了，爬山爬到一半，看见边的石壁上写着‘歇着’，一坐下来就歇，歇着了当然要吃根纸烟。”《带灯·后记·》也说：“进入六十岁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别人说今年得给你过这个大寿了”，但会在“母亲的遗像前叩头，感念着母亲给我的生命”，接着“我又在佛前焚香，佛总是在我，把一只蛹变成了彩蝶，把一颗籽变出了大树。”其实，早在二十年前的《废都·后记》中，他就为逃脱、、规避这不容置疑的的结局找到了一个“世外”，在长篇小说里建立了一个可以克服风尘窒息的世外桃源：
在九二年最热的天气里，托朋友安黎的关系，我逃离到了耀县。耀县是药王孙思邈的故乡，我兴奋的是药王山上的药王洞里看到一个‘坐虎针龙’的彩塑，彩塑的原意是讲药王当年曾经骑着虎为一条龙治好了病的。我便认为我的病要好了，因为我属龙相。后来我同另一位搞戏剧的老景被安排到一座水库管理站住，这是很吉祥的一个地方。不要说我是水命，水又历来与文学有关，且那条沟叫锦阳川就很灿烂辉煌，水库地名又是叫桃曲坡，曲有文的含义，我写的又多是女人之事，这桃便更好了。在那里，远离村庄，少鸡没狗，绿树成荫，繁花遍地，十数名管理人员待我们又敬而远之，实在是难得的清静处。整整一个月里，没有可听，没有可看，没有麻将，没有扑克。每日早晨起来去树林里掏一股黄亮亮的小便了，透着树干看远处的库面上晨雾蒸腾，直到波光粼粼了一片银的铜的，然后回来洗漱，去伙房里提开水，敲着碗筷去吃饭。
于是在亦真亦幻的小说与之间，在这世外桃源般的水库小屋里，他遇见了《废都》里那些如花似玉，在生与、爱与恨之间挣扎着的男女们。这跟病中托梦的贾宝玉竟有几分相仿了：
但我还是病了，而且严重地失眠。我知道一走进书桌，书里的庄之蝶、唐宛儿、柳月在纠缠我，一离开书桌躺在床上，又是现实生活中纷乱的人事在困扰我。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人事的困扰，我只有面对了庄之蝶和庄之蝶的女人，我也就常常处于一种现实与混在一起无法分清的境界里。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
这个可怜病弱和被现实摧毁的文人，就在归隐山林期间完成了这本书。没想到被神来之笔塑造的那些活泼可爱、多情放肆的男人和女子们，却招来一班愤世嫉俗青年才子的一顿恶骂。才子为社会大转型寝食不安，急于为日下切脉断案，要做历史大滑坡时期的承担者，要肩住这时代的闸门，自然情有可原。但那时候的人，大概还不能理解为逃避生与而找到的这个“世外”罢？这也许是当代小说经验里从未有过的“桃源世界”罢？也未可知。
自然，贾平凹这个“世外”是要靠佛教来托着的，它需要构筑一个沟大水深的大境界。这是贾平凹思想和写作的一贯做法，也是典型的贾氏文章风格。《古炉·后记》说：“我收购了一尊明代的铜像，是童子佛，赤身，有繁密的发髻，有垂肩的大耳，两条特长的胳膊，一手举过头顶指天，一手垂下过膝指地，意思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尊佛就供在书桌上，他注视着我的写作，在我的里，他也将神明赋给了我的狗尿苔，我也里认定狗尿苔其实是一位。”而在《带灯·后记》里，他觉是一个循环，一次。他再想起棣花街去的父老乡亲们，想到托生在西安劳务市场上那些粗手粗脚衣衫破烂的年轻农民，就感到释然了：“常言生有时有地，其实是一个地方。人应该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一股气，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活人，后再从什么地方遁去而成坟。一般的情况都是从哪里出来就生着活着在哪里的附近，也有特别的，生于此地而于彼地或生于彼地而于此地，那便是从彼地冒出来的气，飘荡到此地投生，或此地冒出来的气飘荡与彼地投生。”
如果说贾平凹在创作和生活中是消极的，这可能是一条线。单凭这看贾平凹就眼界偏狭了，那也不是全部的贾平凹。这是因为，他文学世界中还起伏着另一条积极的线，这条线热烈奔放、直率勇敢，反映出贾平凹关切时代大局、体恤贫苦百姓的真实思想态度。例如《浮躁》、《土门》、《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还有刚出版的《极花》等就是证明。
他在《浮躁·序言二》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我应该为其而努力。”这说明他很看重作家对现实的介入，并视为自己的职责。《土门》写在城市扩大浪潮中失地农民的痛苦，《怀念狼》写对生态被的担忧，《秦腔》诉说对即将在城市化进程中“故乡”的深沉乡愁，《高兴》直戳进城农民工阶层的悲欢，《古炉》反思乡村的“”，《带灯》借一个乡镇干部之眼观察乡村社会的颓败，《极地》仍在表达对农村农民命运的关切。所以在我看来，这条积极的线索在贾平凹整个创作中还是主流部分。正因为如此，你看他竟能像当年者深入城市农民工底层社会和乡镇基层干部中访贫问苦，就不觉这行为矫情唐突和匪夷所思了。
《高兴·后记（一）》正是这样一部“访贫问苦记”。贾平凹说，三年前一个下午，他在家读《西游记》，门忽然被咚咚敲着，这位不速之客令他反感。开门才发现是村里的发小刘书祯，现在改名叫刘高兴，在西安城里拾破烂，儿子则在一家煤店里送煤。他曾是《秦腔》里的原型。“那天，我们谈论就尽是有关拾破烂的事，而且，他的拾破烂的经历似乎成了他考察了解西安和来西安打工者过程，他见我惊讶的神色越发，盘脚搭手坐在沙发上一边口水淋漓地吸纸烟一边慢条斯理地排说。”顺着刘高兴这条线索，“我开始了广泛了解拾破烂群体的工作，这项工作我请了文友孙见喜先生给予帮忙，因为以前听他说过，他的老家村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西安拾破烂。”那是一个傍晚，“巷道里有许多架子车，有妇女在那里分类着破烂，而两个男的端了碗在门口灯下吃饭，包谷掺稀饭里煮着土豆，土豆没有切”。他们以找乡党为名，钻进十多个院子，询问这些拾破烂者的进城原因，收入状况。但“他们大多目光，言语短缺”。几经转折，贾平凹和孙见喜终于找到计划采访的那个X。“我们就坐在X屋里，屋里小得打不开转身，天又热，一股子鞋臭味。美术教授就呆不住了”，而“我生活过，我就脱了鞋坐上了床”。为解除对方隔阂，贾平凹一付“自己人”的亲和样子。待到饭做熟，他立马端起一大海碗没菜没盐没醋没辣子的面条就吃起来：“筷子是他老婆给我的，两根筷子粘连在一起，我知道是没有洗净，但我不能说再洗一下，也不能用纸去擦，他们能用，我也就用”。
因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贾平凹在访问过程中就卷入到了一个真实的悲剧故事当中。孙见喜拾破烂老乡中有个老汉的女儿，被人拐卖到了山西。老汉为找女儿，在当地打了两年工，终于查到女儿被拐的村子。贾平凹孙见喜不仅打抱不平，还通过直接参与了营救行动。因为这是作家创作“后记”中非常罕见的案例，因此得大段才能明白：“却强调要让去解救可以，但必须提供准确无误的被拐卖人的地址，并提供最少五千元的出警费。为了确凿地址，老汉再次去了五台县，我们给他出主意，叮咛如果查访到女儿，一定要稳着那家人。”说着说着，“他哭，我和老孙也流眼泪”。在那个解救女孩的晚上，“我和老孙心都悬着，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因为事先约好，人一解救出来就及时通报我们的。九点钟没有消息，十点钟没有消息，十一点了还没有消息，老孙拿出一小筐花生，说：应该没事，长有经验，他解救过三个被拐卖的妇女哩。我们就以吃花生缓解焦虑，但花生吃完了，花生皮也一片一片在手里捏成了碎末，十二点电话仍不响。我说：电话是不是有毛病？检查了一遍，线都好着，拿手机打了一次，立即就响了。老孙的母亲一直也陪着我们，七十多岁的人了，紧张得就哭起来，说那女儿多水灵的，怎么就被四十多岁的丑男人着做媳妇生娃娃，如果这次失败了，肯定人家就转移了女儿，那就永远不得回来了！老孙说：你不要说么，你不要说么！他母亲还在说，老孙就躁了，俩生了气，屋子里倒一时静寂无声，只有墙上的钟表嗒嗒嗒地响。到了十二点二十一分，电话铃突然响了，老孙去接电话，老孙的母亲也去接电话，电话被撞得掉在了地上。电话是打来的，只说了一句：成功啦，我们正往沟外跑哩！我和老孙大呼小叫，惊得邻居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咚咚地过来敲门。到了一点，老孙说他想吃一碗面条，他母亲竟然就擀起面来，结果老孙吃了两碗，我吃了两碗。”
读完这段“后记”，我们就知道自《废都》始贾平凹为什么一直在消极与积极、避世与入世之间矛盾纠结、交错推进了。对小说外这段中国最关键的进程，贾平凹始终抱着热血贲张的现实情怀。他是一个复杂的作家，应该还是一个胸怀天下的作家。因此就能懂得，一个乡镇女干部的短信，就能带着他走入乡镇一级的中国农村，为老百姓的生与感佩于怀，纠结不已。《带灯·后记》告白道：“这一本《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事。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种吧。于是，不写作的时候我穿了人衣，写作时我披了牛衣。”历史、教、美术书法和天文地理吸引着他的创作，社会现实也吸引着他的创作：“几十年的习惯了，只要没有重要的会，家事又走得开，我就会邀二三朋友去农村跑动，说不清的牵挂，是那里的人，还是那里的山水？”“我愿意到哪儿脚就到哪儿，饭时了随便去个农户恳求给做一顿饭，天黑了见着旅馆就敲门。”他由此还说到创作《带灯》的缘起：“就在不久，我结识了山区一位乡镇干部，她是不知从哪儿获得了我的手机号，先是给我发短信，我以为她是一位业余作者，给她复了信，她却接二连三地又给我发短信。要是平常，我简直要烦了，但她写的短信极好，这让我惊讶不已，我竟盼着她的信来，并决定山高远地去看看她和生她养她的地方。我真的去了，就在大山深处，她是个乡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这使贾平凹第一次真正接触乡镇一级的农村社会：“正因为社会基层的问题太多，你才尊重了在乡镇工作的人，上边的任何政策、条令、任务、全集中在他们那儿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责挨训被罚”，“文件、通知雪片似地飞来，他们只有两双手呀，两双手仅十个指头。”“而他们又能解决什么呢”。“他们地位低下，工资微薄，喝恶水，坐萝卜，受气挨骂，但他们也慢慢地扭曲了，弄虚作假，巴结，极力要跳出乡镇”，“或到县城去寻个轻省岗位”。抄完这段自白，我开始理解贾平凹的感慨：“在写《带灯》过程中，也是我整理我自己的过程。”“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知道着那里的状态和者的状态。我心情不好。”然而，我“认识了带灯，了解了带灯，带灯给了我太多的兴奋和喜悦，也给了我太多的悲愤和忧。”
也因为如此，在写作《高兴》七八年后，当年采访没用完的材料，再次刺激起了作家最新一部长篇的创作。《极花》“后记”写道：“十年前一夏无雨，认为凶岁，在西安城南的一个出租屋里，我的老乡给我诉苦。”“那一幕我至今还清清晰晰”，“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好不容易经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起因兴许是这女孩被解救后重返社会的人言可畏，兴许是内心惦记自己生下的亲生孩子。“这件事像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子还在往深处刻。”所以，当他到甘肃定西，到榆林、绥德，到咸阳北部的彬县、淳化和旬邑一带采风走访的时候，眼前总是闪出那家女孩的身影：“每当我在坡梁的小上看到挖土豆回家的妇女，脸色黑红，背着那么沉重的篓子……”“我就想到了她。”在逛完集市往另一个村庄口走去，看到一个孩子在草丛中捉蚂蚱，奶奶怎么喊他也不应答的时候，“我也就想到了她。”他承认：“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蝴蝶的被拐卖的女子在唠叨”，“她在给谁唠叨？让我听着？让社会听着？这个小说，真是个小小的说话”。
前几部分写贾平凹长篇“后记”与“中年”、“病与”和“创作与现实”的关联，我以为就他这种乡土题材作家而言，按理是应该推导到“故乡”上了。
像每个从城镇的人一样，贾平凹的“故乡”观念是根深蒂固、不化的。他是一个在西安城里住了40多年的“人”。但他又通过上学、饱读古书和新书，让自己成为当代作家中最富古典的人，变成一个乡村士大夫类型的作家。他在八十年代的一篇短文中写道：“我是山里人，到西安这个古都里，仍是山里人德性，不大注意修容”。我注意到，《秦腔·后记》大概是他所有追忆故乡的长篇后记中，最奢侈也最淋漓尽致的一篇了。他先写故乡棣花街的地理、山川形势，自己的出生、成长、劳动以及当地的风俗：“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现在商洛专区改制为商洛市，商县为商州区）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丹江从秦岭发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围去的汉江，沿途冲积形成了六七个盆地，棣花街属于较小的盆地，却最完备盆地的特点：四山环抱，水田中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村镇前是笔架山，村镇中有木板门面老街，高高的台阶，大的场子，分布着塔，，钟楼，魁星阁和戏楼。村镇人一直把街道叫官，官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唯一要道”。他还忆及自己经常背了碾成的米到南北二山与人家换包谷土豆，隔壁的姓李老人一辈子编草鞋，临愿望是能吃了一碗包谷掺糊汤，中街冬生爱唱秦腔，五林叔一下雨就给孩子们讲《封神演义》。西街、东街的韩述绩贾毛顺文墨最深，“毛笔字写得宽博温润，包揽了全村镇门楼上的题匾。”每年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棣花街都在唱大戏和闹社火，颇为繁闹。“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认得了字。”这段温暖文字让人不禁想到鲁迅的《百味书屋》、《社戏》，沈从文的《湘西散记》和《从文家书》。
接着他又写成为作家后的“回乡”。他看故乡的眼光已有了些微妙的变化：“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四的儿子回来了！”“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了，埋后的饭时上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笸篮致成了愁人，我全知道。”与鲁迅1919年回绍兴搬家到，沈从文三十年代初少数几次的回乡比较起来，贾平凹的回乡应该是很密集了。这不仅源于两代作家“城里人”和“人”身份之差别，恐怕也源于八十年代文学与二三十年代文学之间不言自明的差异性。因此，从1979年的第二次土地中，我们能感觉到贾平凹与农民的关系是要比鲁迅沈从文更加密切的。贾平凹热切地写道：“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猪肉”，“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活的岁月，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务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收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这一家开始盖新房，就是另一家为儿子结婚做家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晒他们做好的那些将来要穿的寿衣寿鞋了。”而在我家旧院子里，“我们吃纸烟，喝烧酒，唱秦腔，全晕了头”。我得说，与沈从文《箫箫》里那些族社会的自然“人”不同，出现在贾平凹笔下的是重新翻身解放的前人民社员们。贾平凹看故乡的作家眼光，一定意义上是“看待农村政策”的眼光，这与鲁迅沈从文们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正由于这样，他看九十年代后的政策变化，看由城镇化所催生的故乡时所发出的悲之情，就在意料之中了。他认为国家的“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但“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由于政策变化，他给故乡农民算了一本账：“这里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泄洪池。”“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干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这就回到了遥陈的问题上，也是他们共同的老师柳青早就怀有深沉忧虑的问题上。这个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命题，曾经引起过鲁迅、沈从文的哀，也同样引起了柳青、遥、陈和贾平凹的哀。而这恰恰是贾平凹乡土题材小说的生命之源。当他意识到生前无法看到它根本改变，只能寄托于来生的事实后，他写下了无比沉痛的文字：“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当我雄心勃勃在2003年的春天动笔之前，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人，也为棣花街上未的人把一杯酒洒在地上，从此我书房当庭摆放的那一个巨大的汉罐里，日日燃香，香烟袅袅，如一根线端端冲上屋顶。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正因为悲地想到一切只能寄托于来生，他写道：“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
纵观贾平凹几十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我认为“故乡”是一个瞭望眼，是可以把“中年”、“病与”和“创作与现实”等等一起来讲的那个瞭望眼。1972年，他从故乡商州去西安上大学，造就了这位农民之子成为杰出乡土题材小说家的伟业。但假如不是身体多病、性格多疑，不是读了那么多古书，擅长观测天文地理星象，钻研美术书法农林兵书易经，又深受《红楼梦》、《聊斋志异》、屈原、苏东坡、废名、沈从文和张爱玲等的影响熏陶，他也不会变成西安城里的那个乡村出身的士大夫。于是可以看到的是，在他几十年的小说创作中，始终是有两条子在此起彼伏和穿插不断地进行着：一条是忧患于农村农民命运的现实主义乡土题材创作的子，另一条则是乡村士大夫诗意抒情化的创作子。前一条子让他写出了《浮躁》、《土门》、《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带灯》和《极花》等，在后一条子中他创作了《废都》、《高老庄》、《老生》等。在我看来，后一条子写出的长篇小说更能显示出他的艺术才华，是他文学、小说禀赋和生命修为的最出色的反映。由此可知，他是一个病中的书生，久居于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城里，多愁而善感，有那么多的“中年之忧”、“病与的哀”和“创作与现实的矛盾”。但同时，他又从未走出过棣花街的故乡，那里曾经有过的欣欣向荣的农村生活，那些四散离去的人和未人，一直都在着他，让他“回乡”写出了一部部切腑的乡土的诗篇。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后记”，让我读出了他充满矛盾的双重身份：“乡土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久居古都的乡村士大夫”。这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比较少见的，一种带着当代烙印的多么奇怪的作家身份啊！返回，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