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临川收到回信，笑了笑。
他太了解周松涛了。
这老先生一辈子爱惜羽毛，当年在云泉寺被林砚秋当众驳了面子，心里恨得牙痒，可要他亲自署名写檄文，那是万万不肯的。
但不便出面不等于不支持。
周松涛在江南士林经营了三十年，门生故旧遍布各府县学，只要他不拦着，沈临川就能把这件事办成。
沈临川把周松涛的回信收好，当天晚上就出了门。
他先去了崇文书院。
崇文书院的陈山长，跟周松涛同年中举，交情莫逆。
沈临川上门的时候，陈山长正在书房里临帖。
听完来意，陈山长放下笔，沉吟了好一会儿。
“沈兄，”陈山长说，“这件事，我不好署名。”
沈临川说：“陈山长不必署名，只求一事，崇文书院的学子，若有愿意附名的，山长不要拦着。”
陈山长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学子们的事，我这个山长管不着。他们愿意署就署，不愿意署就不署。”
沈临川起身告辞。
这话他听明白了：崇文书院不公开表态，但学子的名字可以出现在联名里。
陈山长把自己摘干净了，可崇文书院的人脉，沈临川用上了。
接下来半个月，沈临川跑了七个府。
南昌府、临江府、九江府、饶州府、信州府、抚州府、建昌府。
他不去书院，专去那些致仕官员和乡绅的宅子。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家里要么有田在运河边，要么有亲戚做漕运相关的买卖，要么纯粹就是看不惯林砚秋一个寒门出身的年轻人爬得这么快。
沈临川每到一处，只说三件事：林砚秋在工部干了什么，漕运改制动了谁的利，圣上还年轻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
话说得客气，意思很明白。
现在不站出来，等林砚秋把漕运的事办成了，再想说话就晚了。
这话管用。
周德昌第一个送来了银子。
信州府周家，运河边三座码头，每年“过闸钱”“拉纤钱”“卸货钱”进账两千两往上。
漕运改制一搞，河道疏浚了，闸口规范了，他那三座码头的“陋规”全得取消。
周德昌心里跟明镜似的：林砚秋这是断他的根。
他出了二百两银子，又让家里的账房连夜抄录，印了一百份草稿分送各处。
有了周德昌的银子，沈临川的底气就足了。
顾子安也从临江府赶来了。
他今年会试落第，心气正高。
沈临川让他负责联络各府县学的年轻学子，顾子安是解元出身，在年轻一辈里有号召力。
他跑了十几个县学，拉来了三十多个署名。
吕知微是最晚到的。
他带来了一摞古籍抄本，全是关于前朝漕运旧制的。
吕知微翻了一个多月的书，把前朝的漕运则例抄了出来，圈圈点点，标注了几十处“林砚秋改制与祖制不合”的地方。
沈临川看完吕知微的抄本，拍了一下桌子。
“吕兄，”沈临川说，“你这一个月的功夫，顶得上我们跑十个府。”
吕知微推了推眼镜，说：“骂人得骂到点子上。光说他躁进没用，得说他违制。违制两个字，才是要命的。”
沈临川把所有人找来，在信州府城外的一处别院里，闭门议了三天。
第一天，定调子。
沈临川先开口：“林砚秋的漕运改制，明面上是利国利民，暗地里动的是江南十几府的旧规矩。
这个规矩，是祖宗定的，是漕运衙门沿用了上百年的。
他说改就改，问过谁了？
今天他能改漕运，明天就能改盐政，后天就能改田赋。这样的口子不能开。”
吕知微接着说：“我查了，林砚秋写的那个《漕运改制各司职掌章程》，里头的‘分段疏浚’‘设闸蓄水’‘以工代赈’，前朝不是没人提过，可为什么没办成？因为不合祖制。安祖制规定，漕运则例里写得清清楚楚，河道疏浚归都水司，地方州县协办，不得另设衙门、不得擅调民夫。林砚秋这一套，等于在都水司之外另起炉灶。”
沈临川点头：“这就是第一条。违祖制。”
第二天，定调子上的第二层。
骂人不能骂得太露骨。
沈临川说：“文章里不能提漕运陋规，不能提码头，不能提银子。一提这些，别人就知道是利益之争，反倒显得咱们理亏。
要通篇讲祖制、讲古礼、讲儒道。林砚秋不是以‘文魁济世’自居吗？咱们就打他这个文魁。
一个文魁，不修圣贤之学，专搞财利实务，这就是弃儒从利。”
顾子安年轻，火气大，说了一句：“那他的农具改良呢？曲辕犁、筒车，这些都是好东西，百姓得了实惠。文章里要是把农具的事也骂了，怕是不好服众。”
沈临川看了他一眼：“谁说要骂农具？农具是农具，漕运是漕运。文章里一个字不提农具。只打漕运，只打他弃儒从利这个点。
他做的好事，咱们不碰；他动了的规矩，咱们往死里打。这样文章才站得住。”
顾子安想了想，点头。
吕知微补充了一句：“还有一条，要写他惊扰百姓。我在安平县的抄本里看到，林砚秋以工代赈，调了上千民夫。
虽说给了工钱，可民夫离了田、误了农时。文章里就写‘春耕之际，聚民于河，非扰民而何’。不细说工钱，只说误农。”
沈临川拍板：“好，这三条定了。违祖制、弃儒从利、惊扰百姓。字字冠冕堂皇，句句不涉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