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格纳继续说：
“还有第二条。‘不承认战败’。
他们打到这个份上了，本州丢了大半，联合舰队烂在港里，军队死伤几十万，老百姓在挨饿，日共在东京门口等着接管——他们说不承认战败。”
“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输了，”
施密特说，
“他们觉得自己只是暂时被打退了。
他们觉得只要保住本土，保住天皇，过几年还能再起来。”
“你还记得一九三七年赫尔来柏林的时候跟我说的话吗？”
韦格纳问。
施密特点了点头：
“他说日本永远不会投降，除非你打到东京，把天皇从皇宫里拖出来。”
“我当时觉得他说得太绝对了。”
韦格纳说，
“现在我信了。日本跟德国不一样。
德国的容克和将军们在打到柏林之前就知道自己输了，所以他们会投降。
日本不会。
日本的天皇制把所有人绑在一根绳子上，绳子不断，他们就不认输。
所以我们要把这根绳子必须斩断。”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椴树被风吹得轻轻摇晃，枝头上的雪簌簌落下来。
他把双手背在身后，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
“施密特，我的答复是——不接受。
无条件投降，没有谈判，没有讨价还价。
这是第一点。”
施密特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吐了一口烟，等他说下去。
“第二点。
天皇制必须废除。
不是保留，不是架空，是废除。
战后日本不能有一个天皇坐在皇宫里，让所有日本人每天早上朝着东京的方向鞠躬。
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军国主义的根。
根不拔掉，过二十年又会冒出来。
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日本，由日本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不是由一个‘万世一系’的家族替他们做主。”
韦格纳说，
“但这件事没有商量余地。
日本的天皇制是军国主义的核心制度，不废除它，战后日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和平国家。
我们要的不是一个亲联军的日本，我们要的是一个不会再发动侵略的日本。
这个目标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
资本主义的日本不管谁上台，最终都会变成下一个军国主义日本。
这是制度决定的。”
他走回桌前，把那杯凉茶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
“第三点。所有战犯必须审判。
东条英机、参谋本部的那些人、宪兵队的那些人、在朝鲜和满洲搞生化实验的那些人、管理慰安所的那些人——一个一个审，一个一个判。
不搞政治交易，不搞‘为了稳定’而放过谁。
德国革命之后我们审判了旧政权的罪犯，法国、意大利、英国也一样。日本人也不能例外。”
施密特把烟斗放下，双手搁在桌上。
“第四点呢？”
“第四点，”
韦格纳说，
“赔偿。对所有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进行赔偿。
不是‘有限度’的赔偿，是按实际损失算。
日本政府在几十年的侵略中从朝鲜、中国、东南亚掠夺了多少粮食、矿产、劳工，全部要算清楚。
算清楚之后，日本要赔。
赔不出钱就赔实物，一直赔到对方的人民觉得够了为止。”
他停了一下，目光落在桌上的电报纸上。
“还有第五点。
正本清源。
军国主义不是东条英机一个人发明的，也不是天皇一个人推行的。
它是渗透在日本社会每一个角落里的东西——学校里的教育、报纸上的宣传、神社里的参拜、邻里之间的告密。
这些都要清除。
不是杀几个人就能解决的。
要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教育制度、宣传制度、社会制度。
让日本人民知道，他们被欺骗了，被利用了。
让他们自己思考，自己判断。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两代人。
但我们不能因为慢就不做。”
施密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烟斗重新点着，抽了两口，然后说：
“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
但我提醒你一件事——日本社会被打烂了，老百姓正在挨饿。
如果我们废除天皇制、审判战犯、要求赔偿，日本民众可能会把这一切当成新的屈辱。
他们会觉得联军是来羞辱他们的，而不是来解放他们的。”
韦格纳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所以我们要做两件事。
第一，把军部和天皇制切割开——让日本老百姓知道，军部才是罪魁祸首，天皇制是军部用来控制他们的工具。
第二，先给后取。
赔款要算，但粮食和药品要先到。日本老百姓饿肚子的时候，我们先把饭给他们吃。
让他们看到，社会主义的联军不是来羞辱他们的，是来帮他们从军国主义的枷锁里挣脱出来的。
旧政权拿他们当耗材，我们拿他们当人。
他们迟早会明白的。”
他从桌上拿起那张电报纸，折好，放进抽屉里。
然后他坐下来，拿起钢笔，在一张空白信纸上写下了几行字。写完之后他把信纸推给施密特。
施密特低头看了一遍。
那几行字很短——无条件投降；废除天皇制，建立社会主义日本；审判全部战犯；对被侵略国家和地区进行全面赔偿；彻底清除军国主义思想。
落款是卡尔·韦格纳。
施密特看完，从口袋里摸出钢笔，在下面签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他站起来，把信纸拿在手里，说：
“我去让外务委员会起草正式回复。
措辞要硬，但要把道理讲清楚。”
他走到门口，停了一步，回头看了一眼韦格纳。
韦格纳坐在桌前，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目光落在窗外。
施密特没有再说什么，推门出去了。
门关上之后，韦格纳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
窗外的椴树还在摇晃，雪还在落。他拿起那杯凉茶又喝了一口，然后放下。
他想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西线三百零四高地的那个早晨。
那时候他刚穿越到这个时代，趴在一个泥泞的战壕里，周围全是尸体和伤员。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然后改变这一切。
二十年过去了。
他今年四十四岁，头发开始白了，眼角有了皱纹。
但他知道自己没有白活。
他建了一个新德国，让欧洲大陆的工人和农民吃上了饭。
他把门踹开了一条缝，现在有更多的人正在把门推得更开。
日本和美国是最后一道门。这道门后面，是那些被关了几十年的人。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柏林在冬天的黄昏里暗下来，街灯还没有亮，但远处有工厂的灯光在灰蒙蒙的天幕下闪闪发光。
他把手按在窗玻璃上，玻璃是凉的，但掌心很快就把那块玻璃焐温了。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收回手，回到桌前，拿起笔，继续写下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