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子的那两颗还在柜子里，用旧布包着，她倒是没有扔。
训练结束之后，春子没有回家。
她往村东头走，那边有一条小路通往更东边的邻村。
走到村口的时候，她看到一个穿灰军装的人蹲在路边的田埂上，正在和一个老农说话。
那人的军装上有泥，脸晒得黑，说话的时候手指头在泥地上画着什么。春子停住了脚步。
她没敢走近，站在一棵柿子树后面远远地看着。那人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春子听到了几个词——“粮食”“药”“不用怕”。
老农一直在点头，最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往村里走了。
那个灰军装的人也站起来，转身朝春子的方向看了一眼。
春子缩到树后面，等了一会儿才探头。
那人已经走了，往东边去了，步子不快，但没有回头。
下午，春子回到家，把两颗手榴弹从柜子里拿出来。
她用围裙兜着，走到院子后面的菜地里。
菜地角落有一块土比较松，是秋天种萝卜的时候翻过的。
她蹲下来，用手刨了一个坑，不深，够埋两颗手榴弹。
她把两颗手榴弹放进去，一颗一颗摆平了，然后盖上土，用脚踩实了。
她在上面插了一根枯萝卜叶子做记号，但想了想又拔掉了——插着太显眼，不插她自己也能找到。
晚上，她给婆婆喂了饭。
婆婆今天精神不太好，吃了半碗就摇头。春子把碗放下，坐在床边。婆婆拉着她的手，问：
“今天又去操场了？”
春子点了点头。
婆婆说：
“我年轻的时候，日俄战争，也编过义勇队。
那时候发的是竹枪，不是手榴弹。
后来日俄打赢了，政府说我们都有功劳。再后来满洲打仗，我儿子去了。
再后来支那打仗，我孙子也去了。
现在人家打到家里来了。
春子，你说，我们到底在跟谁打？”
春子没有回答。
她帮婆婆把被子掖好，走到厨房里。
灶台上的锅还温着，里面是半锅萝卜粥。
她盛了一碗，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慢慢地喝。
粥很稀，萝卜多，米少。
她喝完，把碗洗了，放在碗架上。
然后她走到女儿的房间门口。
女儿已经睡了，铺盖下面露出半张脸，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
春子站了一会儿，把门轻轻带上。
她回到厨房，在灶台前坐下来。
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只剩一点余温。
她把双手搁在膝盖上，看着窗外。
夜色很深，远处的东京方向有一片暗红色的光，不知道是火光还是什么。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那个在田埂上跟老农说话的灰军装士兵，他说话的时候手指头在泥地上画东西。
那个动作，她觉得很熟。后来她想起来了——她丈夫以前教女儿写字的时候，也是那样的，用手指头在地上画。
她把头靠在灶台边沿上，闭上眼。
手榴弹已经埋了。
她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她至少知道一件事——那颗东西不会再响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东京。
陆军参谋本部。
=日本政府一直在打一副算盘。这副算盘从十二月二十三日“玉碎令”下达之后就开始拨动——用平民的血肉筑起防线，用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城市的抵抗来拉高联军的伤亡数字。
数字堆到足够高的时候，韦格纳就会在柏林坐不住。
柏林的母亲们会问，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死在日本的农田和街巷里？
德国的报纸会问，这场战争还要付出多少代价？
到那时候，联军内部就会分裂，就会有人提出“停火谈判”。
这是日本政府最后的指望。
这副算盘在最初几天确实拨出了一些响声。
埼玉县的伏击让联军一天之内伤亡近百人。
千叶县的两个村子在联军进村时突然从民居里涌出上百名手持手榴弹的义勇队员，造成了一个排近半伤亡。
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联军在东线推进的速度从每天二十公里下降到每天不到十公里。
东条英机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把这几天的战报摊在桌上，说了一句话：
“他们开始慢了。”
但从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响声不对了。
联军并没有因为伤亡而停步。
他们在埼玉前线调整了战术——不再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推进，改为以营团为单位集中突击。
每个突击集群配备坦克、装甲车和自行火炮，先用火力覆盖可疑区域，再由步兵逐屋清剿。
这种打法不讲究速度，但讲究彻底。
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推，一条街一条街地清。
打下来的地方不再交还给义勇队，而是就地建立控制区，由日共工作组进驻，把老百姓和武装人员分开。
武装人员甄别后关进战俘营，老百姓发给粮食和药品，登记造册，编入自治委员会。
联军在前面打，工作组在后面接，打下一块，巩固一块。
推进的速度确实慢了，但伤亡数字也在下降。
而日本那边，能组织起有效抵抗的人越来越少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东条英机在参谋本部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
参会的人比半个月前又少了几个——有人病了，有人“失踪”了，有人被宪兵队带走了。
长桌上摊着最新的战报，东条看了两遍，把战报叠起来，搁在桌面上。
“千叶县，昨天联军只遇到零星抵抗。
埼玉县，前线报告说有几个村子的义勇队在联军进村之前就散了。
茨城县，一个联队的残部在联军抵达之前向山里撤退，放弃了阵地。”
他抬起头来，看着在场的几个人，
“你们告诉我，我们的‘亿万玉碎’在哪里？”
陆军参谋次长低着头，没有说话。
陆军省军务局长翻开一本簿册，念了一串数字：
“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全国义勇队实际参与抵抗的人数统计——埼玉县约三千人，千叶县约两千人，茨城县约一千五百人。
与编入总人数相比，参与率不足百分之十五。
其余人员——或隐匿、或逃散、或拒绝执行命令。
宪兵队报告，东京周边已有数十起义勇队员丢弃武器、私藏配给粮、甚至袭击宪兵的案件。”
东条听完，没有发火。
他把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交叉，看着自己的指关节。
他的脸色比半个月前更差了，眼窝凹陷，颧骨突出，嘴角有两道深深的法令纹。
他的声音比之前轻了一些，但每个字还是清楚的：
“我昨天收到情报，说埼玉县有一个村子的老百姓，在联军进村之前，把宪兵队派去的联络员绑了，交给了联军。
有这件事吗？”
军务局长翻开另一页：
“有的，阁下。
十二月二十七日，埼玉县南埼玉郡的一个村子，村长和几个老人把一名宪兵军曹和两名义勇队军官绑了，送到了联军的前沿阵地。
联军方面给了那村子两袋米和一箱药品作为回报。
这件事在周边几个村子传开了，据说又有几个村子在效仿。”
东条把手指松开，靠在椅背上。
他闭上眼，呼吸很慢。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说了一句话：
“谈判的事，有没有回音？”
外务省的代表——那个姓松本的中年外交官——摇了摇头：
“没有。我们通过瑞士和瑞典的渠道向柏林发出了两份照会。
第一份是正式的停火请求。
第二份是修改后的条件——我们愿意承认朝鲜和满洲的现状，愿意讨论赔偿问题，只要求保留天皇制和本土完整。
两份照会都没有得到正式回复。
柏林的答复只有一句话——‘无条件投降，没有谈判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