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机械厂老钟表分厂坐落在城郊，上世纪六十年代建成，红砖厂房在黄昏中像一头沉睡的巨兽。主楼顶部的钟楼是标志性建筑，巨大的圆形钟面直径三米，罗马数字斑驳，玻璃碎裂，但此刻——它的指针正指向七点十五分。
“停了十五年的钟，怎么又动了？”林海下车时仰头看，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
厂房大院已经被警方封锁，谈判专家和特警就位。三楼的钟楼窗口，能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王德发。他坐在钟楼边缘，两条腿悬在外面，身旁堆着看不清的物件。
“林队。”现场指挥的老张迎上来，“王德发情绪很不稳定，坚持要等到七点十五分。我们尝试接近，他说再靠近就跳下去，或者引爆。”
“引爆？”
“他身边有个自制的爆炸装置，看起来是烟花爆竹改造的，威力不大，但在那种高度和位置……”老张摇头，“很危险。”
林海看表：六点五十五分。还有二十分钟。
“谈判专家怎么说？”
“他说王德发的逻辑是自洽的，但不是理性逻辑，而是某种仪式逻辑。他认为自己在完成一件‘必须完成的事’，‘三倍偿还’，‘时间归零’。”
林海接过望远镜，仔细观察。王德发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头发凌乱，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在摆弄。放大看，是一个齿轮——和其他现场发现的相似，铜制，有“3”的刻痕。
“他一直在转那个齿轮。”老张说，“像在念经。”
林海放下望远镜：“我去和他谈。”
“太危险了，林队。”
“他认识我父亲。”林国栋走上前，“当年我在机械厂办过案，他可能记得我。我去。”
林海犹豫了。父亲已经退休四年，年纪也大了，这种场合……
“放心。”林国栋拍拍儿子的肩，“老警察有老警察的办法。”
六点五十八分，林国栋独自走进厂房主楼。楼梯是水泥的，栏杆锈蚀，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里回荡。三楼到钟楼有一段铁质旋转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
推开钟楼的小门，黄昏的风灌进来。钟楼内部空间不大，巨大的钟表机芯占去一半，齿轮、发条、摆轮裸露在外，积满灰尘。王德发坐在靠窗的维修平台上，背对着门。
“王师傅。”林国栋轻声开口。
王德发没有回头，依然在转手里的齿轮：“林警官，好久不见。”
“你还记得我。”
“记得。2009年事故后，你来调查过。”王德发的声音很平静，“你问了我很多问题，但没怪我。你说‘事故就是事故，不是任何人的罪’。”
“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
“但你不是当事人。”王德发终于转过身。他比林国栋记忆里老了很多，眼窝深陷，眼神空洞，“你不知道那之后十五年，我是怎么过的。”
林国栋慢慢走近，在距离三米处停下：“我能想象。愧疚，自责，失眠……我见过很多事故责任人，都这样。”
“不一样。”王德发摇头，“吴建国失去了手指，陈志刚失去了前途，李卫国失去了职位，赵永强……他至少有钱。我失去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失去，但什么都失去了。”
“什么意思？”
“我失去了安宁。”王德发指着自己的胸口，“这里，十五年，没有一天安宁。我闭上眼就是那台冲床的声音，就是吴建国惨叫的声音。我总想，如果那天我没休假，如果我在岗位上，事故就不会发生。”
“事故是多重因素造成的，设备老化，管理疏忽，操作失误……”
“所以每个人都要负责。”王德发打断他，“吴建国负责了三根手指，陈志刚负责了十五年愧疚，李卫国负责了职业生涯，赵永强……他负责了什么？他转型成功，当了老板，过得最好。”
他的声音激动起来：“这不公平！错误要共同承担！所以我想了这个计划——十五年之约，同时刻，同方式，终结。让时间停在我们犯错的时刻，让错误永远定格，这样……就再也不用背负了。”
林国栋看着他手中的齿轮：“所以吴建国是你杀的？”
王德发愣了愣，然后笑了：“不，不是我。是他自己选的。”
“什么？”
“吴建国早就想死了。”王德发的笑容扭曲，“他说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折磨，想去找秀兰。但他下不了手，也不敢自杀，怕死后没脸见秀兰。所以……他需要一个人帮他，完成‘仪式性的离开’。”
“谁帮了他？”
“我不知道名字。”王德发说，“吴建国叫他‘同路人’。是个懂钟表，懂机械，也懂‘时间债’的人。他们通信半年，计划了一切。”
“计划包括杀你和陈志刚？”
“包括我们三个一起‘归位’。”王德发点头，“吴建国第一个，我第二个，陈志刚第三个。七点十五分，不同的地点，同样的方式。但昨晚……出错了。”
“什么错了？”
“陈志刚没死。”王德发的声音低下去，“吴建国死了，按计划。我应该死在这里，陈志刚应该死在江边。但陈志刚没死，他走了，活了。计划不完整了。”
所以他今天要补上？自己死在这里，完成“第二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