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代周建宋之后，全面承袭了后周遗留的北方地缘格局，继续维持与辽朝（契丹）、北汉的长期敌对态势。自五代以来，契丹强势崛起，屡次南下干预中原政权更迭，北汉则依托契丹庇护割据晋阳，长期与中原王朝为敌。宋初天下未定、南方未平、国力尚浅，北方边境始终处于对峙紧绷状态，宋辽、宋汉之间冲突不断，边境小规模摩擦、袭扰、对峙常年不绝。
北汉作为契丹扶持的傀儡割据政权，始终以颠覆中原王朝、阻滞北宋统一为目标，屡屡伺机煽动中原藩镇叛乱、扰乱宋初政局。北宋立国之初，昭义镇节度使李筠割据上党、心怀异志，北汉便暗中遣使联络、许诺支持、煽动叛乱，意图借中原藩镇之力颠覆新生赵宋政权，致使宋初北疆局势一度岌岌可危。
在南征未毕、国力有限、不宜大举北征的战略前提下，宋太祖赵匡胤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对辽策略，由纯粹军事对峙逐步转向边备严守、以和缓战、积蓄国力的务实外交路线。
开宝七年（974年）十一月，宋辽关系迎来关键性转折。辽朝涿州刺史耶律琮主动致信北宋权知雄州孙全兴，主动释放善意、申明两国息兵和好、通使安宁之意。孙全兴得信后即刻上报开封朝廷。赵匡胤审度大势，深知南方战事方殷、统一大业未竟，北疆长期对峙徒耗国力，遂果断把握契机，命孙全兴草拟回信、礼貌答复，正式回应契丹和好诉求，宋辽百年对峙僵局由此破冰。
开宝八年（975年）年初，辽朝正式派遣使节携带国书入宋聘问，完成官方外交回访。赵匡胤亲自接见辽使，礼遇优厚、赏赐丰厚，以示睦邻诚意，两国官方通使关系正式建立。
同年七月，宋辽外交互动进一步常态化、制度化。赵匡胤派遣西上閤门使郝崇信等人持节北上，出使辽朝，代表大宋回访修好。辽廷亦迅速回应，同月派遣左卫大将军耶律霸德等人入宋回访，并向宋廷进贡御衣、玉带、名马等贵重礼器，以示亲睦。赵匡胤依旧厚待辽使、礼遇有加。
自此，宋辽紧张对峙的边境局势全面缓和，双方罢息冲突、互通使节、礼尚往来、维持和平，北宋北疆获得难得的安定窗口期，为太祖全力推进南方统一战争、集中财力物力平定江南诸国创造了至关重要的外部条件。
开宝九年（976年），辽朝延续友好姿态，再遣太仆卿耶律延宁等使臣入宋，专程前来祝贺北宋长春节，两国邦交趋于稳定和睦。
在与辽朝缓和邦交、维持北疆和平的同时，赵匡胤从未放弃中原王朝对燕云十六州的固有主权与故土情怀。燕云之地自后晋石敬瑭割让契丹以来，已然脱离中原统治数十年。此地关山险峻、长城天险尽在其中，既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必经通道，也是中原王朝抵御塞外铁骑的天然屏障。燕云失守，中原无险可守，河北平原完全暴露在契丹兵锋之下，边防永久被动。
因此，赵匡胤始终清醒认定：燕云不复，中原不算真正一统，收复燕云故土，是大宋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但太祖对宋辽双方国力、军力差距有着极为冷静、务实、理性的战略判断。他曾直言：“今之劲敌，惟在契丹，开运以来，益轻中国。”自石敬瑭割地之后，契丹占据形胜、国力日盛、骑兵精锐、控弦数十万，常年轻视中原政权；而北宋初立，历经五代残破、户口凋敝、财力有限、骑兵短缺，若贸然与契丹举国争锋、强行北伐，极难取胜，甚至会动摇国本、贻误统一大局。
故而赵匡胤既不盲目好战、也不消极苟安，既不幻想契丹内乱自亡，也不寄望异族主动归仁臣服，而是创造性提出了第三条收复燕云的战略路径——和平赎买。
根据《渑水燕谈录》《石林燕语》等宋代权威史料记载，赵匡胤在次第削平南方割据政权、尽收江南财富之后，专门设立封桩库作为国家专项储财机构。太祖诏令：将平定荆湖、后蜀、南汉、南唐、吴越等南方诸国所得的府库珍宝、金银财帛尽数纳入封桩库；同时将中央每年财政收支的结余盈余全部封存累积，专款专用、绝不挪作他用。
赵匡胤为封桩库制定了清晰的两步收复战略：
其一，待库中财富累积至五百万缗的足额规模后，遣使赴辽朝谈判，以巨额财帛和平赎买山后诸郡、燕云故土，以经济方式换回关南失地、长城险要，实现不战而复故土。
其二，若辽朝贪利拒和、不肯归还燕云，便将封桩库全部积财用作军费开支，广募天下勇士、整训精锐骑兵、打造甲仗战船、蓄力备战，待国力全盛之时，以雄厚财力支撑举国北伐，以武力强行收复燕云。
这套“先赎买、后北伐”的双重预案，充分体现了宋太祖务实灵活、理性克制、谋定后动的顶级外交与国防思维。相较于后世盲目速战、贸然北伐的激进策略，太祖的边疆战略稳中求进、刚柔并济、攻守兼备，既保全国家元气，又坚守中原主权，因此后世学界评价极高，认为其充分展现了宋初外交的理性、务实与弹性。
总体来看，赵匡胤对辽政策，对内保全国力、优先统一、蓄力自强；对外缓和邦交、减少边患、争取时间；对故土坚守底线、不弃主权、预设两套收复方案，奠定了北宋初期稳健、成熟、长远的北方国防与外交格局。
五代乱世，中原政权自顾不暇，对于东北边疆各部族的联络长期中断。松花江、黑龙江下游一带的女真部族，世代生活于东北苦寒之地，擅长畜牧骑射，盛产良马。北宋建立之后，中原重归一统，声威远播塞外，东北诸部族也纷纷主动遣使通好，谋求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女真便是其中重要一支。
建隆二年（961年）八月，女真部族派遣使者嗢突剌远赴中原，抵达开封向宋廷进贡名马。这是北宋立国之后，女真第一次正式遣使朝贡，标志着宋与东北女真部族官方往来的开端。女真所产骏马，体魄雄健、耐力出众，正是中原王朝极度稀缺的战马资源，对于建设骑兵、充实军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此之后，女真与北宋的通贡往来日趋频繁。建隆三年（962年）正月、三月，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八月、九月，女真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先后五次派遣使臣入宋朝贡，不断输送马匹与地方特产。络绎不绝的贡马，引起了宋太祖赵匡胤的高度重视。
女真部族地处东北边陲，贡马大多需要经由海路，从辽东渡海，抵达登州（今山东蓬莱），再转运至京师开封。登州外海的沙门岛，是海上转运的重要中转站，岛上百姓承担着渡海转运贡马的繁重劳役。为保障贡马运输通畅，鼓励民间承担海运转运任务，赵匡胤特意颁布诏令，免除沙门岛百姓的租赋，以此优待当地民众，激励他们驾船往来海上，把女真进贡的良马安全运送至大陆内地。朝廷通过这一举措，打通了东北部族贡马的海上运输通道，既维系了和女真的交往，也为宋朝获取战马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随着宋与女真交往日益密切，居于辽东的定安国也随之和北宋建立联系。定安国的统治中心在今天吉林白山一带，地处东北群山之间，是辽朝势力范围之下的地方政权，与契丹存在矛盾，故而希望借中原王朝的声势以自保。开宝三年（970年），女真使臣入朝觐见之时，定安国借女真使者的渠道，附上表章，随同进贡当地土产方物，间接完成对宋朝的朝贡，开启了定安国与北宋的间接外交联系。
即便北方辽朝对东北各部族施加控制，也没能阻断女真与宋廷的往来。开宝六年（973年），女真再度派遣使臣前往开封，向朝廷进献马匹，继续维持双方的朝贡关系。
宋太祖时期，宋朝尚未经略东北，无力直接对辽东施加军事管辖，因此主要依靠朝贡往来，维系和女真、定安国的联系。一方面，通过接收贡马，补充国内战马储备；另一方面，借由这些东北部族的朝贡，扩大北宋在塞外的影响力，牵制辽朝的东部势力。这种远距离的部族通贡，也成为北宋初年东北边疆外交格局重要的组成部分。